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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发明专利案件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从东莞建益实业公司诉常俊召、万权、南海里水台信家具厂一案谈起
添加时间:2012-8-30 6:47:01     浏览次数:1238

作者:谭海华 怀晓红

来源:佛山市中院民三庭  

一、 案情简介

原告东莞建益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建益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销售各种藤家具的专业厂家,系名称为“藤条的多色着色工艺方法”的ZL01129998.3号发明专利的独占实施许可人。该专利于2001年11月27日提出申请,2003年6月25日获授权并公告,现为有效专利。该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为:一种藤条的多色着色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工艺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把待着色的长藤条以等距或不等距的间隔划分成若干小段;2、将藤条的第一小段放入盛有色料一及其稀释液体的容器中进行颜色一的着色;3、再依次把藤条未着色的其它部分放入盛有色料二、色料三、色料四及其稀释液体的容器中进行颜色二、颜色三、颜色四的着色;4、最后,一根藤条将根据需要被分成具有2种、3种、4种或4种以上的多色藤条。

被告常俊召、被告万权皆在被告佛山市南海里水台信家具厂(下称台信家具厂)工作,万权系独资企业台信家具厂的负责人。常俊召、万权分别于1999年、1993年进入建益公司工作,并均于2002年8月未履行辞职手续即离开原告,其后两人在亦生产藤家具的藤大师家具厂(该厂未注册)工作。2003年9月28日,台信家具厂注册成立,台信家具厂与藤大师家具厂对外宣传的联系人均为常俊召和万权,联系电话、实际生产地址均为同一厂房,台信家具厂继续生产藤家具。2003年10月22日,原告以三被告生产多色藤条侵犯了其多色藤条着色方法专利为由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行为、销毁侵权产品、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及律师代理费、调查费等支出,并承担诉讼费。三被告答辩称,原告建益公司非专利权所有人,不是适格原告;被告常俊召、万权是藤大师家具厂的员工,原告起诉两个个人属于主体错误;被告台信厂没有侵犯原告的专利权,原告起诉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庭审中被告台信家具厂陈述其使用的多色藤条系采用喷枪着色,而非原告专利中所述的染缸着色方法。即:将约长2米的藤条摆放在平台上,根据目测划分为长短不同的小段,每截的长度大概是50—80厘米之间,使用喷枪用油漆逐段进行着色,其颜色为同一色系的深浅不同的颜色。藤条着色后各段颜色界线分明,没有过渡带。

庭审后,本院于当日(2004年2月11日)下午到台信厂要求被告按其在庭审中主张的藤条着色方法进行实际操作,被告的操作过程如下:1、准备好加入天拿水稀释的两种颜色(一黑色、一浅色)的油漆各一桶;2、将约2米长的藤条一扎(约15支)对折(上部呈环形),然后用本扎藤条中的一根扎住该扎藤条的中间部位;3、将藤条放置于作业平台的一铁桶上,经本院要求按其平时生产的规模及效率操作后,又取出同样的藤条四扎,用两根洁净的木条取代铁桶平放于平台上,将五扎藤条平铺在两根木条上;4、(2004年2月11日17时23分)操作员将黑色喷料两勺放置入喷枪的储料罐中,对准五扎藤条的环形上部进行喷涂,约30秒换装一次喷料,其间操作员用手逐一翻动每扎藤条。环形上部喷涂共换4次涂料。其间涂料随喷枪四散;5、(2004年2月11日17时27分)清洗喷枪的储料罐(仅一只喷枪),换上浅色喷料喷涂藤条下端,又经换两次涂料,于当日17时30分结束全部过程。

原告方法发明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中包含四个必要技术特征:特征1是着色的前期准备,特征2、3、4是重复性的操作,其核心就是将藤条放入盛有不同色料及其稀释液体的容器中进行逐段着色。经过庭审中及庭审后现场操作后的技术对比,被告台信家具厂在多色藤条着色前将藤条分为若干小段,该步骤的落入原告的必要技术特征1。被告台信厂主张其与原告方法专利不同的核心区别就是采用了喷涂而非原告专利独立权利要求2、3、4、中的浸染。从被告的操作过程看,采用喷涂的着色方法过程复杂、效率低、浪费较大且效果极差:五扎藤条(约75根)的喷涂时间扣除前期稀释油漆、捆扎藤条及摆放过程,从喷涂开始用了7分钟,不适合大规模作业的要求;喷涂其间操作员每间隔30秒一次的罐装涂料并要不时翻动藤条,操作极不方便;喷涂时涂料四散,浪费较大,不符合工业生产对经济效益的基本要求;喷涂结束后涂料的颜色明显不能渗透,藤条的油漆膜很薄且着色不均匀,加上藤条系捆扎后再喷涂,藤条中较多部分出现不能着色的情形,尤其是每扎藤条被扎住的中间部位根本不能着色,整个产品的效果很差,基本不适合编制家具的工业应用。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台信家具厂陈述的着色方法不是其制造多色藤条的合理方法,即台信家具厂不能对其制造多色藤条的方法有一个合理可信的解释,根据方法发明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被告台信家具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法院认为原告指控被告台信厂使用了专利方法加工多色藤条,侵犯了其专利权的理由成立。因台信家具厂系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万权应以其个人的财产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由于原告无证据证实被告常俊召使用了其专利方法,故常俊召不承担责任。据此判决:1、被告万权、佛山市南海里水台信家具厂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销毁库存产品。2、被告万权、被告佛山市南海里水台信家具厂赔偿原告东莞市建益实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3、驳回原告东莞市建益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万权、佛山市南海里水台信家具厂承担。

二、该案对审理方法发明专利案件的几点启示

(一)方法发明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要把握最佳时机

方法发明专利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被告应对其使用的方法不同于原告专利主张的方法承担承担举证责任。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于第一时间对被告使用方法进行取证往往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被告实际使用的方法,为法院对被告使用方法与原告专利方法相同与否做出准确判断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即使法院通过取证不能对被告使用的方法做出准确判断,也能够较为客观真实完整地记录被告的生产过程,为今后的鉴定工作提供有力的辅助证据材料。如果进入了诉讼程序又不及时对被告的方法进行取证,可能会因为给被告留有足够的时间观望及准备,使其虚构出一种与原告专利不同的方法,并实际操作、演练、完善,增强虚构方法的可行性,导致有些案件不得不进行鉴定。同时,由于未及时取证,法院不能掌握鉴定必需的反映被告真实生产情形的相关证据材料,可能会造成有些案件通过鉴定也得不出完全正确的结论。最终给诉讼带来不必要的延误,给当事人尤其是原告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方法发明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的最佳时机一般是原告起诉并申请证据保全的时候。方法发明专利原告一般会选择被告正常生产的时期起诉,法院此时介入能够看到被告正常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被告的确存在侵权,法院一般能够在这一时期看到其使用侵权方法的过程;如果被告不存在侵权,法院也能够目睹其不同于原告专利主张方法的真实生产方法。所以,方法发明专利侵权诉讼中,凡原告申请证据保全的应立即对被告生产方法进行证据保全;如果原告未申请证据保全,法院应对原告进行必要的诉讼引导,由其提出证据保全的申请。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机,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就要注意弥补,以期在最佳时机,通过最理想的方法进行取证。

本案中,在原告起诉时未对被告当时使用的方法进行证据保全,庭审时,被告称其以前使用的方法不同于原告的专利方法,并当庭进行了陈述。庭审结束后,合议庭当即决定由法官、书记员带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一并前往被告生产地对其主张的方法进行实际的操作,并要求当事人不得与外界联系。由于庭审结束时已经近下午五时,被告对法院的这一行动没有思想准备,加上法庭采取了必要的人员配备防止当事人对外联系,基本上保证了被告无法有备而战,为取证的顺利进行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二)法院调查取证时要确保全面准确地再现被告整个生产过程

首先,法院取证时要由双方当事人在场,一般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的相关技术人员在场,确保当事人对过程的真实性、客观性无异议,且对操作有直观的了解,便于事后对法院现场笔录发表意见。第二,法院要运用照相机及摄像机等器材对被告的操作方法作出直观的记录。第三,法院的文字记录必须到位。案件审理后最终要通过判决书以文字的形式向当事人公开,因此被告的方法必须用文字的形式再现在判决书中,为确保法院裁判文书的说服力,取证时的文字记录必须到位。用文字再现一种方法的操作务必力求准确、详细、全面,并注意结合专利方法适用的行业,考虑相关行业一般应注意到的细节,将操作过程中与相关细节有关的内容予以再现。确保法官在证据不能达到确然状态时,依靠相关的细节对被告主张方法的合理性、可行性、真实性作出准确判断。并使具备一般判断能力的正常人在看到文字记载后,能对整个过程有一个准确的感受,并对记载方法的可行性做出相应的评判。

本案多色藤条的加工方法主要适用于加工多色藤家具,因此首先考虑的是藤条着色的效果,即着色是否均匀、色膜是否有足够的厚度以保持色泽的长久;其二要考虑到生产的效率,是否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其三要考虑到效益的原则,即着色的成本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内;其四要考虑到做为一个生产家具的专业厂家,藤条着色的必要设备。因此在对被告进行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文字的记载必须要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各个过程,要对时间、用料、设备及操作的其他细节等都要进行详细的记载。最后经双方当事人补充并确认签字。

(三)正确运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定案

“盖然性标准”适用于普通民事案件,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学理和司法审判所承认,它是从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中推定案情、评定证据的一种方式,以确认的事实联系其他合理性考虑为前提,是在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下不得不使用的手段。英美法系采用“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大陆法系注重强调“高度盖然性标准”。我国立法上的证明标准与大陆法系在民事案件上的证明标准相近,适用“高度的盖然性”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的规定即为“高度盖然性标准”在我国的正式确立。

方法发明专利侵权案中,由被告对自己使用的方法不同于原告专利主张的方法进行举证。一般来讲,被告主张自己的方法多是与原告专利方法相近的方法,既具有其存在的可能性,有时又有不太合理的情形,而且多数情况下很难有充分的证据对被告主张方法的真实性做出一个确然的判断。因此,要证实被告主张的方法是否是其真实使用的有相当的难度,这类案件法官许多情形下要依据“高度盖然性”标准对案件的相关证据进行判断。按照“高度盖然性”标准,被告证明其使用不同方法发生的盖然性高,则主张不同于原告专利方法真实发生的被告完成了其举证责任;反之,被告证明其使用不同于原告专利方法发生的盖然性低,则主张不同方法真实发生的被告不能完成举证责任,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于盖然性毕竟是与确然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意味着既可能又非必然,因此法官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要结合案件中已确认的事实、考虑与案情相关的各种因素、注意法院调查取证时对被告操作方法记录的所有细节,尽可能准确地对案件作出判断。

本案被告主张其使用的方法不同于原告的方法,而且进行了明确的描述并在法院主持下进行了实际操作,虽然从理论上这种方法能够生产出多色藤条,但结合其生产出藤条的效果及操作过程的效率与效益情况,被告的方法明显不合常理,因此依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被告主张的方法并非一种合理、可信的方案,由此认定被告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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