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网站地图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友情链接
   
商标权 商标驳回 商标异议
商标无效 商标撤三 绝对理由
相对理由 商标侵权 法律法规
 
专利权 专利申请 专利权属
专利利用 专利驳回 专利无效
侵权(原则) 侵权(类型) 法律法规
 
著作权 著作权侵权 软件著作权
法律法规 反不正当竞争 反垄断
其他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实务 其他领域
 
网站简介 业务范围 理论研究
律师团队 团队动态 合作客户
律师简介 团队案例 联系我们
著作权
著作权
当前位置:首页 > 著作权 > 抄袭 剽窃> 法律实务 > 正文   
王天成诉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著作权侵权纠纷二审案上诉人之代理词
添加时间:2012-6-9 20:21:33     浏览次数:1984

作者:张思之、浦志强、王井云

来源:学术批评网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0401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天成委托,我们作为代理人参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二审庭审全过程。根据本案事实,结合庭审情况,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斟酌采纳。 

我们认为,周叶中、戴激涛所撰写的、由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9月出版发行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下称“《解读》”)一书,明显严重抄袭了王天成于1999年6月撰写、分别于2000年11月和2003年1月发表的《论共和国——重申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下称“《论共和国》”)一文的网络版和纸介版,及1999年底撰写、于2000年11月发表的《再论共和国——一次夜半对话》(下称“《再论共和国》”)一文的网络版。《解读》一书累计成段抄袭《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的表述至少达46处(约5200余字),同时《解读》全书明显沿袭《论共和国》的结构和思路:周叶中、戴激涛的抄袭行为恶劣、事实清楚,明显构成侵权。人民出版社删除《解读》书稿中两处涉案注释及相关参考文献,并对《解读》中大量存在的抄袭内容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致使抄袭侵权作品出版发行,亦构成侵权。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的共同行为致使王天成的著作权受到严重侵害,三者依法应向王天成承担共同侵权的民事责任。然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作(2006)二中民初字第06122号民事判决,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判决驳回王天成的全部诉讼请求,显系恶意歪曲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枉法裁判。对此严重错判,二审法院理应予纠正。 

一、本案的事实真相 

在二审过程中,我们向法庭提交了《抄袭清单》、《文章结构、思路、核心概念表述等抄袭情况清单》和《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情况之对比与分析》等文件(注:前两者均在一审中曾经提交)。在庭审过程中,我们详细对比、分析了《解读》一书对《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的抄袭情况,并逐一批驳了对方的抗辩意见,详细阐述了一审判决所查明事实的严重错误。经过对比和分析清楚可见:《解读》一书构成对《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的严重抄袭,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依法应向王天成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 

(一)王天成所著《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具有独创性,自创作完成时即依法享有著作权 

王天成所著《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为论述“共和”专题的学术作品,其中,《论共和国》系对“共和”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全景式论著,《再论共和国》则以对话问答文体对《论共和国》的相关阐述作以进一步细化和补充,两文基本涵盖了作者当时对“共和”专题的全部研究成果,是国内研究“共和”较早的理论文献。无疑,作为开拓性研究,王天成两篇论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其“思想之表达”则无论是结构、还是语言均具有独创性。在两篇论文中,作者为了阐述其多年来对“共和”一题相关问题的独特理解和研究成果,采取了服务于自己思想的独创性表述,使之全文语言符号之间成为有机结合,“而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或抄袭他人的”。《论共和国》一文因涵盖了“共和”议题下的系列问题,故该文的布局谋篇、结构思路明显体现了作者对“共和”专题研究内容延展、递进的逻辑进路,该文篇章结构成为全文语言符号的独特组合。王天成两篇论文的语言表述和结构形式均为其私人智力成果,具有独创性,依法享有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人身性权利和复制权、发行权等获得报酬的财产性权利。 

《论共和国》一文系王天成于1999年6月创作完成,于2000年11月27日发表于“公法评论”网上[www.gongfa.com],并被多家网站转载;1999年下半年王天成又将该文发给编辑王焱,由其编辑后署名“天成”收入《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1月第1版)一书发表;在该文全部网络版和纸介版中,篇末均注明王天成于“1999年6月下旬于北京”的创作完成时间。《再论共和国》一文系王天成于1999年12月撰写完成,并于2000年11月29日发表于“公法评论”网上,后由多家网站转载;在该文的网络版中,篇末亦注明王天成于“1999年12月于北京”的创作完成时间。因此,王天成对上述两部作品享有著作权的时间分别始于1999年6月和1999年12月。王天成自上述时间起即享有的著作权为法所保护,不容他人违法侵害。 

(二)周叶中、戴激涛所著《解读》一书,严重抄袭了王天成的《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两部作品 

周叶中、戴激涛所著《解读》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9月出版发行,该书版权页载明:字数226000字,印数4000册。《解读》一书大量抄袭了王天成所著《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的表达内容,其中累计抄袭段落达46处5200余字(其中涉嫌抄袭《论共和国》的共37处,涉嫌抄袭《再论共和国》的共9处),涉嫌抄袭的诸处表述与王天成作品的相应表述或完全相同,或惊人相似。《解读》一书还明显照搬和沿用了《论共和国》一文的结构和思路;同时周叶中、戴激涛采取肢解、拼组、改动等方法歪曲、篡改王天成作品,企图掩盖其恶劣的抄袭行径。可以说,周叶中、戴激涛所著作为“法学经典名家丛书”之一的《解读》一书,不过是用“剪刀加浆糊”将王天成的“脑产儿”(brain child)“窃为己有”。根据我们编排的抄袭清单,在46处成段抄袭的内容中,除了第37处、第42处为一字不差的抄袭外,其余44处均被略作改动后进行抄袭,企图以此掩盖抄袭痕迹,其中:改动标点符号的,第4处;变动序号的,第10处和第17处;调整语序的,第2处、第6处和第12处;其余38处则采增、删、改无关紧要词语的方法为之。《解读》作者自恃聪明地对王天成作品进行改动,非但没能掩盖其抄袭行径,反而因其对所论述专题的理解、研习不够,而造成了诸多学术错误,如第5处、第13处、第14处、第15处、第16处、第21处、第39处,等等。根据我们提交的《文章结构、思路、核心概念表述等抄袭情况清单》对比分析可见,《解读》一书各章标题虽与《论共和国》各节标题有差异,但全书明显沿袭了《论共和国》一文的结构和思路;“《解读》一书基本上是在原告论文结构、思路、具体表达内容上的一个扩充版”,“扩充的主要方法:是不厌其烦地补充、列举更多思想家、学者的言论和更多国家的共和实践或政治法律文件,记流水账似地拼凑、对接在一起。” 

我们认为,《解读》对《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的抄袭严重,事实清楚。在此,我们特别择选几处,以助合议庭查明抄袭事实: 

(1)一字不差的抄袭:抄袭清单中第37处(90字)和第42处(51字),文字、标点均被周叶中、戴激涛原封不动的照抄,足见其抄袭行为的张狂。其中涉案第37处,在周、戴交给出版社的《解读》书稿中曾经标有“参见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0页”,页码所指为王天成的《论共和国》一文所在部分,然而周、戴在两审抗辩中均称是“参考借鉴”杨君佐的《共和与民主宪政》,显然是自相矛盾,为其抄袭行为无理狡辩。 

(2)更改序号的抄袭:抄袭清单中第10处(212字)和第17处(299字),被周叶中、戴激涛仅仅改动段落中的数字序号,而将内容全部抄袭。其中第10处,王天成文章中使用1、2、3、4等阿拉伯数字作为序号,周、戴则将此序号删掉,改以分号句式;第17处,王天成文章中使用1、2、3等阿拉伯数字作为序号,周、戴则将此序号改为“其一、其二、其三”,内容完全照搬。 

(3)相同比喻的抄袭:抄袭清单中第10处中,周叶中、戴激涛将王天成的一个比喻原封不动的照搬,抄袭明显。此处中,《论共和国》网络版的行文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似乎没有意识到精英治理应该成为一条铁律,这与笛子要给予最会吹笛子的人,是相同的道理。”周、戴的行文则为“精英治理应该成为共和国不证自明的铁律,就像笛子应当给予最会吹笛子的人,是相同的道理。”如此相同的行文和比喻,是抄袭的明证。  

(4)相同错误的抄袭:周、戴在抄袭时,对论述的专题和王天成的文章均未加研究,而是直接抄袭王文,导致将王文中存在的几处错误内容亦“照单全收”,足见抄袭行为之拙劣。例如: 

涉案第39处,王文表述为一段250字左右的论述,该处中的一句话为“法治主义则可定义为以体现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即限制政府权力的主张和做法。”其中“即”字显然是录入错误,加入句中语意不通产生语病。然而,周、戴不仅将此内容大段抄袭,也将这个“即”字一同抄袭; 

涉案第8处,王文表述系王天成对“推崇混合均衡政体的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家”的列举,认为包括“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托马斯•阿奎那、韦尔杰里奥等人”,然而经作者后来研究发现,韦尔杰里奥与其他几位思想家的观点有异,不宜相提并论。然而,周、戴显然根本未研究上述思想家的观点和作品,而完全抄袭王天成的概括,也将韦尔杰里奥错误地置于其列; 

涉案第21处,王文表述系王天成从英国M.J.C.维尔所著《宪政与分权》一书的相关内容概括而来,并标有注释“[英]M.J.C维尔著《宪政与分权》,32—36页,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7年。”然而王天成将此书译者搞错,实际译者应为苏力,而非强世功。周、戴却在照抄此处表达的同时,也照抄了王天成错误的注释,显示为“参见[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36页。”在周、戴一审提交的证据中,证据目录中译者写成“苏力”,“对照比较分析”中又故作了“强世功”,企图掩人耳目。 

综上,周叶中、戴激涛若与王天成对“共和”理解的高度、深度“英雄所见略同”或可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乏诸多后辈经年研究后却发现早有前人成果的事例,但周叶中、戴激涛却与王天成犯了诸上相同的错误,实在匪夷所思。故,除了抄袭,别无解释。 

(三)周叶中、戴激涛“创作”《解读》时,实际“接触”了王天成的作品,具有抄袭的主观恶意,抄袭行为恶劣 

本案涉诉前,周叶中对“剽窃事件”以“出版社删除注释”的所谓“内情”推诿责任;而在诉讼过程中,周叶中、戴激涛的代理律师则反口声称《解读》为“独立创作”。然而,纵观本案事实及周、戴在两审庭审中的发言,证明其上述主张均非事实。 

根据人民出版社提供的证据——《解读》书稿,涉案抄袭的第1处、第37处以及书稿第75页、第138页等4处曾标有注释,书稿后面的中文著作类参考文献中曾有王焱编的《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一书。其中,涉案第1处、第37处及书稿第75页的注释均为“(参见)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页”,标注页码指向收入该书的王天成《论共和国》一文;书稿第138页则注有“转引自天成:《论共和国》,载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7页。”除了书稿第75页处注释,其余三处注释和参考文献在正式出版物中均被删除。对此,周叶中、戴激涛均予以承认。上述事实可以说明: 

1,周叶中、戴激涛创作《解读》一书时“接触”并“参考和借鉴”了王天成的作品,而非如其所言的完全“独创”或“参考借鉴”他人。《解读》书稿中周叶中、戴激涛为掩人耳目而留存的几处不规范注释,正说明了其实际“接触”了王天成作品,并且进行了“大范围的参考和借鉴”。周、戴在两审答辩中却言之凿凿:“《解读》与王文虽有少量近似之处,但两者…有很大差异,《解读》并非剽窃王文,而是两被告独立创作完成…”。仅就涉案第1、37处而言,且问周叶中教授、戴激涛博士,书稿中标有注释自认源自王天成作品,缘何出版稿注释被删除后相同内容就摇身一变为尔等所“独立创作”? 

2,周叶中、戴激涛抄袭手法恶劣,且费尽心思掩盖抄袭痕迹。在《解读》书稿中,涉案第1处的注释实际是仅仅将抄袭段落中的一句话(王天成对“共和基本精神”的定义)加注,且注释内容为编者姓名和汇编作品名称;涉案第37处(王天成对“共和与宪法关系”的解说)的注释亦为编者姓名和汇编作品名称;书稿第138页的注释虽然出现了作者“天成”和作品“《论共和国》”,但该处系王天成转述他人作品的内容,周、戴也一概“转手拿来”;书稿第75页的注释,尽管为出版稿所保留,但该处注释亦为编者姓名和汇编作品名称,并且该句系其从涉案第28处抄袭内容中摘出的一句话,这句话前后的大段论述皆被抄袭。 

附:涉案抄袭第28处 

宪政主义进一步彰显了突出了对人心的不信任。它不仅规定政府的形式,还要划定政府的权力限界,这些限界代表、官员不能自做主张逾越,也不能迫于选民的压力逾越。宪政主义包含了公民美德,但宪政主义是以法治保证公民美德。宪政主义者对公民美德无疑寄有希望,但宁愿假定代表、官员、选民随时可能丧失公民美德。时刻不忘人类心灵幽黯面,设法定制时谨慎防范,是立宪者和法治的基本原则。(注:画线部分即为《解读》书稿中第75页注释所指内容) 

细看上述《解读》书稿中几处挂一漏万的“注释”的真实面目,清晰可见周叶中、戴激涛在《解读》全书中的抄袭手法:肢解王天成作品将其安插在《解读》一书各处;刻意添加伪注、不规范注释等等,企图为其抄袭行径障目。 

3,周叶中、戴激涛具有抄袭的主观恶意。单从上述“注释”视之,周叶中、戴激涛抄袭行为的主观恶意昭然若揭。周、戴肆意抄袭王天成作品,并篡改歪曲原文以掩盖抄袭和迎合时政,但对其中王天成关于“共和基本精神”等定义实在无力篡改而无奈标有注释;而在出版社要求“删除”时,则欣然默许。翻阅《解读》一书,其脚注不下470处,参考文献多达175个,却为何将支撑其全文架构和内容的王天成二文闭口不提?周叶中、戴激涛如此貌似正规地罗列脚注和参考文献,显然还是明白引用他人作品应加注释,参考他人文章应归认来源,还是清楚“注释”和“参考文献”并非一回事。然而,为何对王天成的作品却公然窃之,并在庭审中荒唐狡辩:“参考文献”也是“注释”! 

4,周叶中、戴激涛在整个事件中难以自圆的谎言,足见其抵赖面目。在该桩“剽窃公案”中,周叶中、戴激涛一直无耻抵赖,推诿责任。王天成起诉前,周叶中以“出版社删注”为由称其“完全遵循学术规范”,然而事实上,出版社仅有机会删除包括涉案2处的3处注释而已,其余涉案44处并非被删注释,而是根本未加注释,且被改头换面窃而用之!即便是被删注释,注明的也仅为收入《论共和国》一文的《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一书,及编者“王焱”的姓名,如此注释如何能称之为“完全遵循学术规范”?周叶中可以推诿参考文献“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被出版社删除,但如何解释涉案9处抄袭内容系来自未收入该书的《再论共和国》一文?又如何解释涉案抄袭《论共和国》的内容更接近于该文网络版?诉讼程序中,周叶中、戴激涛又反口自称“独创”,如此前后不同,除了无耻抵赖别无解释!然而,庭审中周、戴又自认“我们没说没看过王天成的文章”,却又以所谓的“但是印象不深”、“觉得不需要加注”、“杨君佐的发表在先,当然引用发表在先的”等荒唐言论一再抵赖,实为人不齿! 

(四)人民出版社主动“删注”和疏于审查,存在过失 

如上所述,人民出版社主动删除了《解读》书稿中两处涉案抄袭内容的不规范注释,还删除另一处周叶中、戴激涛抄袭王天成转引他人作品的一句话,并删除“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参考文献。可惜,在《解读》书稿第75页中,被周、戴肢解王文段落后安插进来的一句话标有一处不规范注释,为人民出版社疏忽而侥幸存留。人民出版社上述行为,无疑出于故意,构成侵权。 

另外,对于周叶中、戴激涛对王天成两篇论文仍存在的涉嫌抄袭的其他44处内容和整体篇章结构的剽窃,人民出版社亦难辞其疚。人民出版社从周、戴的书稿中应当了解到二者借鉴参考了《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一书及王天成论文的事实;况且,人民出版社从周、戴“(参见)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页”如此不规范注释中准确找到引用《论共和国》一文的相关注释进行删除,可见人民出版社系认真查阅此文后方可做到。在此情况下,《解读》一书正式出版物中存在如此严重的“抄袭”情况,涉嫌抄袭的46处无一具有注释,整部书中没有任何表明对“王天成”“《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来源的归认字样,说明人民出版社对于周、戴的抄袭行为显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严重过失。 

(五)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对于抄袭行为存在共同过失,应向王天成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 

综上,王天成作为《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二文的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权;本案涉案抄袭内容均为王天成独创性表达,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周叶中、戴激涛未经王天成许可,“大量使用”其作品的独创性语言表达及篇章结构,且不以任何注释进行“适当引用”归认来源,明显超出“合理使用”范围。同时,周叶中、戴激涛对王天成作品进行恶意篡改和歪曲,掩盖其抄袭行径,恶意明显。将权利作品和被控作品稍加对比,即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实质性相似”,抄袭行为严重。周、戴上述恶意抄袭行为构成侵权,侵犯了王天成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复制、发行等获得报酬权,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 

人民出版社主动将周、戴书稿中涉案两处注释及相关参考文献删除,周、戴二人对此默许,三者之间具有共同过失;周、戴书稿中清晰可见的严重抄袭事实,因人民出版社疏于合理审查的注意义务,导致侵权作品出版发行,对王天成共同致害。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的共同行为侵害了王天成的著作权,构成共同侵权,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二、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明显错误 

对于本案如此清晰的事实,一审判决却给予了让人难以置信的错误查明。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有选择”的“查明”,刻意遗漏重要事实、歪曲事实真相,从而为其荒唐判决预埋“伏笔”。 

(一)一审判决故意回避王天成两篇论文(特别是《论共和国》)的创作完成时间,以成全周叶中、戴激涛“参考借鉴杨君佐作品”的无理狡辩 

一审判决查明:“2000年11月27日、29日,王天成在“公法评论网”(网址为:http://www.gongfa.com)上分别署名发表《论共和国》网络版,和《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2003年1月,《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其中收入王天成的《论共和国――重申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一文,即《论共和国》纸介版,署名为‘天成’。《论共和国》纸介版在网络版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少量的修改。” 

然而,我们在一审中曾经提交多份证据,证明王天成创作完成上述两篇论文的时间,却未为一审判决“查明”。其中,《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一书的编者王焱出庭作证,说明:“1999年9、10月份,王天成寄给我们一篇论文《论共和国》…”;杨君佐出具证言,说明:“1999年6、7月间,王天成老师给我约2万字的《论共和国》文章打印稿…”;蒋庆所著《王道政治与共和政体——蒋庆先生读<共和三论>致王天成》说明:“一九九九年底至二零零零年初,陆续读王天成君《共和三论》…(注:《共和三论》系王天成1999年6月下旬所著《论共和国》、1999年底所著《再论共和国》和2000年3月所著《三论共和国——关于国会制的思考》三篇文章的合称。)”上述三份证据互相佐证,足以证明王天成的《论共和国》一文创作完成时间在1999年6、7月份,但一审法院却未予正确认证和事实查明。 

上述证据中,对于王焱先生的证人证言,一审判决认定周、戴和人民出版社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力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如此则王天成《论共和国》一文创作完成于1999年9、10月以前的事实理应予以确认。对于杨君佐的证言,在“三被告对证据3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以“证人杨君佐本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为由“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蒋庆所著图书,则一方面认定“该证据系在台湾出版的正式出版物,且三被告对该图书本身并无异议,亦未就此提出相应的反驳证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一方面对其中证明《论共和国》一文形成于1999年底之前的事实避而不论。 

一审判决在回避了王天成作品的创作完成时间后,仅查明了两篇论文网络版和纸介版的发表时间,从而为其后认定杨君佐的作品发表在王天成《论共和国》网络版之前作了铺垫,并进而认定两被告对杨君佐作品的“参考和借鉴”,有了所谓的“合法来源”。 

(二)一审判决查明关于“杨君佐作品”的事实自相矛盾,明显故意为周叶中、戴激涛的抄袭行为开脱 

一审判决认证:“虽然三被告对证据3(杨君佐的两份证言)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三被告对其证明事项均有异议,且证人杨君佐本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进而查明:“2000年3月出版的2000年第2期《法律科学》杂志发表了署名为杨君佐的论文《共和与民主宪政》,其内容与原告王天成《论共和国》网络版的第四、第五部分基本相同。……”“原告主张,杨君佐的论文《共和与民主宪政》系抄袭原告王天成论文的第四、五部分 ,但未就此举证证明。” 

杨君佐两份证言清楚说明此并不复杂的“案中案”缘由:“1999年6、7月间,当时我还是北大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研究生,因翻译书刊,和王天成老师有合作…后王天成老师给我约2万多字的《论共和国》文章打印稿…同年底,我根据国内杂志发表尺度、摘取、编辑了《论共和国》部分内容约8000余字,以《共和与民主宪政》为标题,投到《法律科学》杂志,该杂志于2000年3月发表。所发表内容为王天成先生《论共和国》第四、五部分。…著作权归王天成先生所有。”尽管杨所谓“授权发表”之说实为顾其颜面之托词,但2000年3月发表于《法律科学》的《共和与民主宪政》一文实际为《论共和国》一部分的事实,当属清楚。 

然而,在一审判决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杨君佐的署名论文与王天成《论共和国》网络版的第四、五部分基本相同(注:因《论共和国》纸介版被王焱先生稍作修改编辑,而杨君佐所“用”为该文最初打印稿,故而与王天成发表于网上的版本基本相同);一方面极其武断地全盘否定杨君佐证言中所陈述的事实,从而自相矛盾地认定——《论共和国》一文作者为王天成,与该文第四、五部分基本相同内容的作者为杨君佐,杨君佐自认其文系取自王天成的说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如此胡来,不过旨在随后“比对”时,为周叶中、戴激涛抄袭《论共和国》第四、五部分的14处内容找到“合法来源”——杨君佐的《共和与民主宪政》,而该文又发表在先。一审法院对待“杨君佐”问题的如此这般前呼后应,可谓煞费苦心。 

(三)一审判决故意含糊不清地“查明”《解读》书稿的注释事实,企图混淆视听,为周叶中、戴激涛的抄袭行径粉饰 

一审判决查明:“2005年5月25日,人民出版社收到戴激涛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交的《宪政解读》书稿。该书稿中有4处,即原告诉称抄袭的第1处、第37处以及原告未诉的位于第75页、第138页的相关内容,被告周叶中、戴激涛标有与原告涉案论文有关的注释;书稿后面的中文著作类参考文献中有王焱编的《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一书。” 

在此,一审判决《解读》书稿中标有“与原告王天成涉案论文有关的注释”,以及在书稿之后的参考文献中有王焱主编的《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一书,却无视《解读》书稿并非本案被指控侵权的正式作品,因正式出版物中周叶中、戴激涛默认人民出版社将该注释删去,从而上述书稿不应为法律考虑。况且,其中“标有与原告涉案论文有关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列明,并不符合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所要求的引用规范,更违反了引用汇编作品时除指明汇编作品名称和汇编人姓名之外,还必须指明收入作品的名称和作者姓名的学术规范。就是说,即便上述注释未被删去,也不能影响抄袭性质的认定。一审判决如此谨慎用语,不过是为其后文所谓周、戴已经履行了“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义务”预先做好准备。事实上,书稿中曾经出现的不规范引注以及参考文献,不仅证实周叶中、戴激涛在一审中的抗辩不诚实,而且足以证实人民出版社的侵权故意。 

(四)一审判决故意“查明”与本案无关的“参考文献”情况,是为其篡改法律荒唐判决编排事实。 

一审判决查明:“《宪政解读》一书的书稿和正式出版物中,均把杨君佐的论文《共和与民主宪政》、崔之元的论文《“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等论文和三联书店出版的《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学说史》一书等著作列为参考文献。” 

在此,一审判决认定《解读》书稿及正式出版物中均把杨君佐、崔之元的作品和《新宪政论》、《政治学说史》列为了参考文献,但却未注意到仅仅列为“参考文献”并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需要“归认来源”的法定形式;而且忽略了为何被周叶中、戴激涛大量引用的王天成作品、甚至包括汇编收入了其作品的《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一书均未能被列入参考文献这一有违常理的事实。 

另外,查阅周叶中、戴激涛所著《解读》第278页,可见其所列的参考文献实为“崔之元:《”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权》,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而非一审判决所查明的“崔之元的论文《“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关于崔文题目的错误,在《解读》一书的引注和二被告一审答辩的证据中多处出现。可见,周叶中、戴激涛连“不可能存在三个层面的分权”的专业常识都不清楚,也根本未对崔文进行认真研究。然而,一审法院在此却越俎代庖为其改正,偏袒失公,欲盖弥彰。 

(五)一审判决无顾原告诉求,对结构抄袭事实有意漏查;“查明事实”部分含糊其辞,认定事实不清 

王天成在一审起诉状、庭审过程中和庭后代理词中,均指出周叶中、戴激涛对其作品的抄袭,不仅涉及到涉案46处抄袭清单中具体列明的语言表达,而且包括《论共和国》一文的结构和思路,王天成还专门向一审法庭提交了详尽的比对说明。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却未作基本审查,一审判决中也根本未提及此事。然而,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周、戴二人抄袭行为的范围及严重程度,而且是认定本案侵权事实构成的重要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如此“漏查”是难以原谅的。 

另外,一审判决在其所谓的“查明事实”部分,以“原告主张涉案抄袭内容为46处;被告周叶中、戴激涛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被告人民出版社主张…。原告主张…。原告主张…。原告还主张…”的行文,仅仅罗列原告、被告的观点,却未对原告诉请的具体抄袭事实进行任何具体调查,实际上根本没有“查”,又如何可谓“查明”?一审法院如此轻率和不负责任,严重有失公允。 

三、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所作的法律认定完全错误 

一审判决在上述“事实查明”后,对本案事实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本院认为”结论。一方面,开篇宣称“《论共和国》一文网络版、纸介版和《再论共和国》一文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王天成作为作者,其对上述作品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应受我国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则竭其能事以各种根本不能自恰的胡乱理由将王天成的诉讼请求悉数驳回,对于“应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作品却不给予任何保护。 

(一)一审判决故意回避具体抄袭内容,企图瞒天过海 

一审判决如此认为:“原告王天成主张《宪政解读》一书抄袭其涉案作品的内容共有46处。经比对,其中7处计452字……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中9处计1013字……原告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中9处计1086字……,原告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比对,其中14处共计1276字……不构成侵权的抗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因此原告的相关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比对,其中7处计1398字……尚不能认定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因此,原告关于涉案46处内容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王天成提出被告叶中、戴激涛侵犯了其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并要求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此,原告王天成提出的关于被告人民出版社应对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在一审判决的通篇“比对”中,对于涉嫌抄袭的46处具体所指有意不做具体说明,“比对”的目的根本不是查明“事实”,而是混淆视听,瞒天过海。事实上,不仅侵权作品涉案46处语言表达与王天成作品的表达全部相同或惊人相似,而且《解读》全书的结构和思路也照搬《论共和国》一文的结构和框架。一审判决只能通过如上洋洋洒洒一千余字的“认为”说理,最终将王天成的全部诉讼请求“糊里糊涂”地全部驳回。 

另外,在原告起诉提交的抄袭清单中,《解读》涉嫌抄袭的46处内容共计5298字(扣除指代隐去无关部分的省略号,共计5290字);另请合议庭注意核查一审庭审笔录第13页,一审法院亦认定涉案46处抄袭内容总数共计5298字。然而,一审判决认定的“抄袭其涉案作品的内容共有46处…,其中7处计452字…;其中9处计1013字…;其中9处计1086字…;其中14处共计1276字…;其中7处计1398字…”的总字数为5225字。令人不解的是,其中“出入”的65字(不计省略号为57字),被一审法院置于何处? 

我们在二审开庭前,试图将一审判决中的“7处”、“9处”、“9处”、“14处”、“7处”实际所指“猜”出来,以明确一审判决的“真谛”,可惜一审判决“…处”+“…字”的组合题目实在妙不可言,经一番无谓努力后,我们仍旧一头雾水,对不上茬。在二审庭审中,我们注意到周叶中、戴激涛的代理律师进行答辩时,首先高度肯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且完全正确,而在其后的具体陈述中却只能将一审答辩意见原封不动地搬上,即“46处中,有5处……;有1处……;有20处……;还有20处……”,看来,一审判决的胜诉一方也未能真正理解一审判决是如何正确的!因此,二审法庭调查中,各方当事人只能继续就一审时的主张进行阐述和反驳,就此一点就足以肯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不清! 

以下部分,我们结合二审庭审情况,结合对方的抗辩意见和一审判决的“说理”部分,对46处的抄袭情况进行分析。 

(二)关于“不相同亦不相近似”部分的分析与批驳 

一审判决认定:“经比对,其中7处计452字的文字表述与原告的涉案作品并不相同亦不相近似,原告就此主张被告周叶中、戴激涛的涉案图书侵犯其著作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并没有说明是哪7处,哪452字,然而所谓7处452字“不相同亦不相近似”的评价,无论所指是46处中的哪7处都不能成立,因为涉案46处均要么完全相同,要么惊人相似! 

在两审中,周叶中、戴激涛及其代理律师均主张涉案41处虽构成“相同或相似”但均具有不须注释的理由;而涉案5处,即第33、34、35、38、45处则“在表述上差别很大”、“表述完全不同”,根本不构成抄袭;至于与一审法院认定的7处“出入”的2处,无人可知。可见,该5处是周、戴认为与王天成的表述最“不相同亦不相近似”的部分,在此我们仅举其中两例,以查实情: 

例1:涉案抄袭第33处 

王天成的表述: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和精神,使一些今天看来并不理想的古代共和国,在众多专制国家的衬托下焕发着夺目的光芒;使共和不仅属于古代,更属于现代和将来,随着人们的觉醒而获得了日益强大的生命力。 

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述: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和精神,使共和不仅属于古代,更属于现代和将来,随着人们的觉醒而获得日益强大的生命力。 

对比可见,王天成的表述共89字,周、戴的表述共50字,然而完全相同部分共50字;周、戴的表述截去了王天成表述中的一句话和一个“了”字,其余原封不动地照抄;其句式结构、句子成分、语言特点等与王天成的表达完全相同! 

例2:涉案抄袭第38处 

王天成的表述:古代共和主义可以定义为社会几个基本成份共同组织政府,由代表这些成份的几个部门分别行使政府权力的政制主张和做法。 

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述:共和主义的特点是,由社会几个基本成分共同组织政府,由代表这些成分的几个部门分别行使政府权力。 

对比可见,王天成的表述共55字,周、戴的表述共46字,完全相同部分共41字。周、戴不过是将“定义”转换为“特点”,通过变换表述方式的手法进行抄袭。该处表述为王天成对“古代共和主义”的重要定义,为了掩盖抄袭痕迹,周、戴将其偷换成“共和主义的特点”,却不知共和主义有古代与现代之分,不能等同,造成了理论上的内在错误。 

考察以上两处,可以看出,除了一字不差的两处抄袭外,其余44处均被周叶中、戴激涛采取改头换面的方法进行抄袭,而“表达”上的任意损益却产生了“思想”上的错误。也清晰可见,周叶中、戴激涛所谓与王天成表述“完全不同”的部分,实际上是如此惊人相似!可想而知,综合考察、比对涉案46处抄袭内容,则“相同或相似”到何种程度!  

(三)关于“具有合法来源”部分的分析与批驳 

一审判决认定:“经比对,其中14处共计1276字内容源于杨君佐、崔之元的相关论文以及〔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周叶谦译的《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和〔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盛葵阳、崔妙因译的《政治学说史》(上册),并在《宪政解读》的参考文献中予以标注。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鉴于上述论著均早于原告涉案作品的发表时间,且被告周叶中、戴激涛已经履行了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义务,因此被告周叶中、戴激涛关于上述14处内容具有合法来源,不构成侵权的抗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虽根据杨君佐的证言主张杨君佐发表涉案论文系经原告授权,故该论文著作权仍归属原告,但在杨君佐未出庭的情况下,原告当庭主张杨君佐涉案论文系抄袭原告涉案作品的侵权作品,但未就此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原告的相关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并没有说明是哪14处,哪1276字,然而所谓14处1276字“具有合法来源”的认定,无论所指是46处中的哪14处都不能成立,因为涉案46处均系周叶中、戴激涛抄袭自王天成的作品,别无其他来源! 

在两审中,周叶中、戴激涛及其代理律师主张共有20处系“参考借鉴”他人作品而“撰写”,其中:“参考借鉴”杨君佐《共和与民主宪政》一文 “撰写”而成第5、11、12、13、18、19、20、26、28、30、37处等十一处:;“参考借鉴”崔之元先生《“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一文 “撰写”而成第6、23、24处等三处;“参考借鉴”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宪证论— —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撰写”而成第27、42、43处等三处;“参考借鉴”乔治•霍兰•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一书“撰写”而成第22处; “参考借鉴”[英]M.J.C.维尔著,苏力译的《宪政与分权》一书“撰写”而成第21处; “参考借鉴”郭道晖《西部大开发的宪政基础与共和精神》一文“撰写”而成第29处。 

可见,周、戴主张其中18处“参考借鉴”的四个“来源”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四个“合法来源”相吻合,但一审判决却仅认定了其中14处,“出入”的4处不知何处,而一审判决未予认定的两个“来源”对应的2处更是不知哪里去了!  

事实上,无论一审判决认定的“具有合法来源”的14处具体何指,均系捏造事实。理由如下: 

第一,如前所述,杨君佐《共和与民主宪政》一文系王天成《论共和国》一文的第四、五部分,杨对此明确承认,根本不构成什么“合法来源”。因“杨君佐问题”为当事人各方所争执,并为一审判决不惜重墨,故下文专门分析一审判决在“杨君佐”问题上的诸多错误,在此不赘。 

第二,关于崔之元先生的《“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周叶谦译的《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和〔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盛葵阳、崔妙因译的《政治学说史》(上册)三个“合法来源”,在周、戴声称的“参考借鉴”之处,上述作品中的表达均与其明显不同,而其表达却与王天成的表达惊人一致。示例如下: 

例1:涉案抄袭第24处 

王天成的表述:西塞罗沿袭了波利比阿三种政体相互循环的思想,这样称赞混合均衡政体:它融汇了“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述:西塞罗沿袭了波利比阿三种政体相互循环的思想,称赞混合均衡政体融汇了“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崔之元先生《“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文中的表述: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点明了“混合政体”的精髓:融汇“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于一炉。 

对比可见,王天成的表述共65字,周、戴的表述共61字,与王天成的表述基本相同,而与崔之元先生的表述并不雷同。另外,王天成表述中加引号部分系转引自崔之元文章,并在其论文中注明了“转引自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三期,第60—61页”。周、戴则不仅直接抄袭王天成表达,还同样沿袭了其注释。然而,因其系抄袭王天成作品进行“创作”,根本未实际查阅崔文,导致其在“参考文献”中出现“三层分权”的错误,并在一审证据目录中同样将该文题目搞错。 

例2:涉案抄袭第27处 

王天成的表述:现代共和国还有许多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多种多样、异常活跃的现代共和国,防止无原则的政治交易损害公共利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宪法及守护宪法的司法机构在回应这个问题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述:现代共和国还有许多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多种多样、异常活跃的现代共和国,防止无原则的政治交易损害公共利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宪法及守护宪法的违宪审查机制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新宪证论— —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书中的相关表述:……,其中利益集团的压力大都是决定性的,制定的法令可被认为是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议”。……在连续统一体的各个点上,存在很大一系列的立法决定,其中的结果取决于压力、审议和其他因素的混合。 

宪法理论未能对多元主义政治的流行作出均衡的回应。……例如,宪法中关于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条款的核心要求是,立法机关或行政官员采取的措施必须是“合理的”。这个要求使有些人感到迷惑,这些人把政治程序理解为相互对立的社会集团之间一系列无原则的交易(见Lindde 1976;Posner 1974)。根据这种关于政治程序的概念,对法令的“合理性”的审查是没有条理的。 

……在合理性的事例中,最高法院要求有某种独立的“公共利益”来说明调整是合理的。 

对比可见,王天成的表述共93字,周、戴的表述共90字,相同部分共84字。周、戴除了将一个句号改为一个逗号,将“司法机构”改为“违宪审查机制”,将“在回应这个问题中”改为“在其中”外,其余表达完全相同。然而,周、戴所谓“参考借鉴”的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宪证论— —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中,根本没有与其表述雷同的段落。另外,周、戴及其代理律师在本案一审中提交了《新宪证论》一书的部分内容,却在其“对照比较分析”文件中加入原文没有的“(在利益集团多种多样、异常活跃的现代共和国)”一句话,故意制造伪证据! 

例3:涉案抄袭第22处 

王天成的表述:柏拉图在晚年从哲学王政府的尽情冥想中回到现实中来,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政体。 

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述:柏拉图在晚年从哲学王统治的尽情冥想中回到现实中来,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政体。 

《政治学说史》书中的相关表述:就柏拉图而论,人们把《法律篇》中概述的混合式国家说成是君主制的智慧原则和民主制的自由原则的结合。 

对比可见,王天成的表述共59字,周、戴的表述也是59字,除了将“政府”改为“统治”外,整句话完全相同!周、戴所谓的“参考借鉴”《政治学说史》书中的表述,与其表述根本不相雷同。此处系王天成根据《政治学说史》书中内容概括而来,但并非原著原话,并标有注释:“萨拜英《政治学说史》上册,第106页,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周、戴直接抄袭王天成的概括而未参看原著,却在“案发”后寻得该书作为其抄袭的“合法来源”。然而,在其一审提交的“对照比较分析”文件中,故意杜撰书中没有的内容,加入一句“柏拉图……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政体”,故意制造伪证据!更有意思的是,其在该文件中是这样解释为什么不加注的:“(1)原告的论述来自萨拜因的著作。(2)原告所描述的思想并无创见。 

(3)我们在直接引用原文时,在原著中没有找到相应内容,所以按照学术规范未加注释。”滑稽之至! 

第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四个“合法来源”,在周、戴声称的“参考借鉴”之处,根本没有关于上述作者和作品的任何注释,而仅在“参考文献”进行了列举而已。 

一审法院一方面清楚陈述《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另一方面却认为周叶中、戴激涛“在《宪政解读》的参考文献中予以标注”即构成“已经履行了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义务”,显然自相矛盾。 

虽然《著作权法》并未规定“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的具体方式,实践中,学术作品一般采用“脚注”、“尾注”等方式对“引用”内容归认来源。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2004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第3 条如此规定“学术引文规范”:“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是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还规定,“学术论著应合理使用引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参考文献中予以标注”如何能算是“适当引用”?对此,青年学者杨支柱在其《什么是抄袭?周叶中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一文中进行如下评论:“判决书接着又确立了一条规则:从文字到内容全方位雷同,只要在参考文献中‘予以标注’就算有‘合法来源’的‘适当引用’。这里判决书创造了一个新词——‘标注’,千万别以为是尾注,其实不过是参考文献。不明确的是,不知法院认为这种‘借鉴’有没有量的限制。如果没有量的限制,那么把两个人的书各取一半合成一本,书后把这两本书作为参考文献列上,是不是也算是有‘合法来源’的‘适当引用’? ” 

另外,〔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周叶谦译的《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一书为汇编作品,斯蒂芬•L•埃尔金等人为汇编作者,书名亦为该汇编作品名称。周叶中、戴激涛称其“参考借鉴”此书的3处中,除了上文列举的第27处,其余两外系王天成分别参考该书中埃德温.T.黑费勒《美洲共和国是什么构成的》和卡斯.R.森斯坦《共和主义的永久遗产》两文相关内容进行的概括,并分别进行了规范注释。因此,即便是一审判决“首创”的“参考文献中标注”的引用方式,周叶中、戴激涛的“标注”中也没有出现该“合法来源”的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  

第四,除了“参考文献中标注”的理由外,一审判决还以“上述论著均早于原告涉案作品的发表时间”作为认定上述四个“合法来源”的条件之一。然而,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受保护的程序条件系采取“无手续原则”,即作品自创作完成后即可受到法律保护,而非发表之时。《著作权法》第2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6条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一审判决在此却荒唐地以“上述作品”与王天成作品“发表时间”的先后,来确定保护标准,显然又在“造法”!  

很显然,一审判决如此大动干戈,仅仅为了将“杨君佐问题”说得通顺而已,因为这是周叶中、戴激涛抵赖抄袭的一根最大的稻草!我们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证明了《论共和国》的创作完成时间为1999年6月,王天成对该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应从当时起即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此则即便认定了杨君佐对《论共和国》之部分内容的“作者”身份,从时间上看,杨文“创作”时间未知,其投稿时间为1999年12月,发表时间为2000年3月,皆晚于王天成的创作完成时间。所以,一审判决在有悖常理地认定王天成和杨君佐对相同创作内容“双重著作权”的基础上,还必须无视法律明文规定,并不惜创造“发表在先,保护在先”的“先例”,方能为周叶中、戴激涛进行开脱。 

另外,《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已经发表的作品,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许可他人公之于众的作品。”即“发表”的行为不限于纸介、网络等媒体形式,而是“公之于众”即可。根据杨君佐的证人证言,其于1999年6、7月间得到王天成《论共和国》打印稿,事实上该文当时在北大校园内广为传阅,所以已经“公之于众”。因此一审法院为了将其“发表在先,保护在先”的逻辑进行到底,有意在认证过程中将杨君佐的证言断然否定,再在事实查明中“有选择”地认定王天成《论共和国》一文于2000年11月发表于“公法评论”网上,继之抛出其“发表在先,保护在先”、“参考文献中标注即为适当引用”的“首创”理论,帮助周叶中、戴激涛完成对杨君佐“合法来源”的归认。 

一审法院如此判决,甚至逾越了司法公正的底线! 

(四)对于“杨君佐问题”,一审判决错误百出,荒唐至极 

对于一审判决针对“杨君佐问题”的诸般错误,在此分析如下: 

1,一审判决对杨君佐证人证言的认证结论明显违反认证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66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所以,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5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根据上述认证规则,对未出庭的证人证言应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作出综合判断。“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意味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然而,一审法院对于杨君佐出具的两份证人证言,采取了极端武断的否定认证,枉法弄权。其中,原告证人王焱出庭证明《论共和国》一文的创作完成时间,与杨君佐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同时,杨君佐的文章与《论共和国》文中一部分完全相同,而杨的文章显然缺乏作为独立论文的整体性;加之杨君佐明确的两份证言,自认其《共和与民主宪政》一文系王天成《论共和国》之摘取部分,而非其“独立创作”与王天成的“巧合”之作。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如果“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案件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之间的联系” 出发,不难认定杨君佐的证言,从而不难认定王天成《论共和国》一文的创作完成时间及其对全部内容的作者身份。一审判决仅以“证人杨君佐本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为由,“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是违反法律和极端不负责任的。 

2,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论共和国》一文系王天成作品,一方面又确认其中第四、五部分内容为杨君佐作品,违反正常逻辑。 

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王天成为《论共和国》一文的作者,并认定杨君佐《共和与民主宪政》一文“与原告王天成《论共和国》网络版的第四、第五部分基本相同”;另一方面却认为该文作者为杨君佐,且发表在王天成之前,成为被告涉案14处抄袭部分内容的“合法来源”,明显违反正常逻辑。 

如果杨君佐为《共和与民主宪政》的作者,且与王天成作品基本相同,则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杨文独立创作,与王天成作品相同属于“巧合”;其二,杨文非独立创作,实际为王天成作品。杨君佐出具两份证人证言,说明并非“巧合”,而是直接摘取了王天成的论文发表,事实可谓清楚。在杨出具证言证明其文章系摘取原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不理会该证言说明的事实情况,“认定”王天成作品中第四、五部分为杨君佐的作品,实在有悖常理。 

3,一审法院对所谓的“王天成主张杨君佐侵犯其著作权”进行“审理”,违反不告不理原则。 

本案系王天成与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之间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法院审查的范围应限于本案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一审中,原告提供杨君佐的证人证言,并非用于证明王天成与杨君佐之间著作权问题,而是出于如下证明目的:其一,证明王天成《论共和国》的创作完成时间和发表时间,为1999年6月;其二,证明杨君佐署名发表的《共和与民主宪政》一文实际为王天成《论共和国》的一部分,作者是王天成。 

《著作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署名人亲自出具“相反证明”,所以王天成对《共和与民主宪政》文中内容的作者身份不容置疑。尽管根据著作权法,署名权作为人身权利不能转让,但王天成与杨君佐之间究竟是“授权发表”还是“侵权”,这一“案中案”并非本案需要查明的事实,也非本案审理范围。尽管“原告当庭主张杨君佐涉案论文系抄袭原告涉案作品的侵权作品”,但该主张只是就杨君佐将王天成作品予以发表的缘由背景的一种“说明”,与原告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没有任何关系,亦无任何影响。原告的“说明”在本案中不构成诉讼主张,亦无须“就此提交证据加以证明”。 

一审判决对应进行合法认定的证据或不加理睬或错误认定,反而对与本案无关的事实加以“查明和认定”,又对本案无关的法律关系加以“审理”,认为原告的“当庭主张”“未就此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原告的相关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严重违反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令人疑惑的是,原告的“当庭主张”与本案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关系,与杨君佐的证言证明力也没有影响,一审法院凭什么支持或不支持?如果“支持”,一审法院又将如何“支持”? 

(五)关于“学术观点的借鉴”部分的分析与批驳 

一审判决认定:“其中9处计1086字属于对学术观点的描述,鉴于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非思想本身,被告涉案图书对于相关学术观点的借鉴,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原告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没有指明哪9处,哪1086字为“对学术观点的描述”,事实上,无论一审判决认定的9处具体何指,均系颠倒黑白。因为,根据我们在两审过程中对侵权作品和王天成作品的详细比对分析可见,涉案46处表达包括其中王天成对既有学术观点的概括和描述,均系王天成独创性的表达方式,如果“借鉴”则借鉴的是王天成的“描述”,当然需要归认来源。然而,《解读》46处涉案段落均与王天成作品的表述形式惊人一致,却没有一处注释。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涉案9处系“对学术观点的描述”,即属于表达,又声称要保护思想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却转而将周叶中、戴激涛抄袭王天成对学术观点的概括表达偷换为“相关学术观点的借鉴”——“描述”二字不翼而飞,继而自说自话地认为“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从而断然拒绝保护王天成的表达方式。 

诚然,根据著作权理论,作者利用另一部作品所反映的主题、题材、观点、思想、意念等进行再创作形成新作品,不构成剽窃,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非思想本身”。然而,“学术观点”可以被理解为是“观点、思想、意念”等创作“素材”,但对“学术观点的描述”却属于“素材的组合”,是“观点、思想、意念的表达”,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其他作者即便借鉴原有作品相同的学术观点,也必须以独创性的方式进行表达,不能照抄原作品表达,否则当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否则,著作权法还能保护什么呢? 

在此示例一处,看看周叶中、戴激涛是如何“借鉴”王天成的学术观点的: 

例:涉案抄袭第40处 

王天成的表述:不能没有民主,但民主必须受限制;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民主而不是其他因素,应该在共和中成为主导因素;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最符合共和精神的共和国。 

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述:不能没有民主,但民主必须受到限制;“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民主而不是其他因素,应该在共和中成为主导因素;惟有民主共和国,才是符合共和精神的共和国。 

对比可见,王天成的表述共83字,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述共85字,其中相同部分有81字。周、戴除了将“只有”改为“惟有”,去“最”字,添“到”字和一个双引号,其余完全“借鉴”。而该处系王天成对“共和与民主”问题的一段重要论述,为《论共和国》6条结论之一。原来,周叶中、戴激涛就是如此“借鉴”“学术观点”的! 

周、戴及其代理律师一致强调王天成的论述属于“学术界的通说”,表达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说什么”指的是“思想、观点”,“通说”意味着“思想一致”;“怎么说”却是“思想、观点之表达”,即便“通说”也不应“众口一声”,而著作权法恰恰旨在保护不同的表达方式。更可笑的是,周、戴还在此处将“杨君佐的文章”罗列出来证明王天成上述论述为“学界通说”,也就是用王天成在《论共和国》第四部分的详细论述来证明王天成在《论共和国》第七部分的对应结论是“学术界通说”,实属可笑! 

(六)关于“公知历史知识”部分的分析与批驳 

一审判决认定:“其中9处计1013字属于公知历史知识的内容,是对客观事实的介绍,鉴于相关内容的客观性和其有限的表达形式,被告涉案图书相关内容和原告涉案作品的表述虽存在雷同之处,但并未构成侵犯原告的相应权利”。 

一审判决没有指明哪9处,哪1013字为“公知历史知识的内容”,事实上,无论一审判决认定的9处具体何指,都是王天成的私人智力成果,绝非什么“公知历史知识”。因为,根据我们在两审过程中对侵权作品和王天成作品的详细比对分析可见,涉案46处表达中包括王天成对原有历史知识的理解、挖掘、梳理和概括,不仅是王天成的学术成果,更是王天成独创性的表达方式。 

根据著作权法基本理论,作品的构成元素、原生材料、事实等创作素材属于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们进行创作。一部作品的独创性正在于作者运用其独特的技巧、知识、判断等思维和表达能力对这些原始素材进行独特组合。因此,创作新作品时,对他人既有作品中所表述的历史背景、客观事实、统计数字等可以自由利用,但绝不能完全照搬他人对上述素材的描述方式。本案中,涉案抄袭的46处均为王天成的独特表达,虽然其表达的内容可能涉及公共历史知识,但其表达本身既不是“公共知识”也不是“历史知识”。《解读》46处涉案段落与王天成作品的表述形式惊人“雷同”,却没有一处注释,当然属于抄袭。 

此处,一审判决还胡乱运用概念,“公共历史知识的内容”与“客观事实的介绍”在著作权领域不应作同义理解,“内容”属于思想的范畴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介绍”却属于表达的范畴恰恰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在错误运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一审判决又以“相关内容的客观性及其有限的表达形式”为由,认为表述“虽存在雷同之处”也不构成侵权,明确拒绝保护王天成的表达方式。然而,根据著作权法基本原理,当某一思想只有唯一的或为数极少的表达时,即表达与思想融合为一时,该表达才进入公共领域而为著作权法排除保护,如:科学公式、发明方案,设计方案,国家法律、时事新闻、历法、通用表格等。否则,对“共知知识”、“客观事实”的介绍同样要受著作权法保护,而非相反。 

对此,方流芳教授如此评价:“‘客观事实的介绍’存在于一切形式的作品,存在于一切领域的作品,如果逐字抄袭他人有关‘客观事实的介绍’可以得到普遍的豁免,维系知识生产的学术诚信也就全盘崩溃了。然而,法官的个人意见显然直接与法律相冲突:版权法保护表达,而不问表达的内容是主观判断,还是‘客观事实的介绍’;把有关“客观事实介绍”的文字表达排除出版权法的保护范围,这不是司法,而是几个法官在行使立法权。把事实的‘有限的表达形式’作为开脱剽窃的理由,这就更离谱了:事实的表达形式是否有限?这是有待经验和推理去证实的哲学问题,法官就此作出一般性定论,显然是不自量力。即使相关事实只有一种表达形式,也不能成为抄袭的理由——被告至少可以引用,学会使用双引号!”  

基于本案涉案作品的性质,46处被控抄袭段落显然不是什么“思想融合之表达”,无论何处的表达都不可能具有唯一性。我们相信,周叶中、戴激涛只要下点功夫研究、思考一下相关历史,就可以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何况,王天成的作品并非对“公知历史知识”的简单介绍,而是作者对所述对象进行理解、诠释、评点后所形成的独有表达形式。正如王天成所言:“每个时代都会根据现实需要重新诠释历史,所以,相同的历史才可以写出无数不同的关于历史的文字。” 

在此示例一处,看看是否因为“相关内容的客观性”,以至于“表达方式”“有限”到周叶中、戴激涛只能照搬王天成的表达: 

例:涉案抄袭第41处 

王天成的表述:亚里斯多德在其光照古今的《政治学》中就曾辟专章讨论了一个好公民是否需要有不同于一个好人的特殊品德,政府官员是否需要有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特殊品德。 

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述: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曾辟专章讨论了一个好公民是否需要有不同于一个好人的特殊品德,政府官员是否需要有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特殊品德。 

对比可见,王天成的表述共71字,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述共66字,相同部分则为66字,除了取出“光照古今的”五字外完全一样!此处系王天成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三“公民和政体理论”第四章中“好公民的品德是否同于善人的品德?”这一专门论述问题的一个阐述,是对“历史资料”的总结和概括。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认为是“历史知识”,而王天成概括和总结“常识性公共知识”的独创性表述,却非“历史知识”,而是王天成的“脑产儿”,该表达理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七)关于“合理借鉴”部分的分析与批驳 

一审判决认定:“经比对,其中7处计1398字内容与原告涉案作品的相应部分的表述基本一致,但与原告论文4万余字的总数,以及《宪政解读》一书22万余字的总数相比较而言,比例较小;该7处不构成《宪政解读》一书的实质内容,且散见于该书中的各个章节,属于对他人作品的合理借鉴,尚不能认定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因此,原告关于涉案46处内容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同样没有指明哪7处,哪1398字为“合理借鉴”部分,事实上,涉案被控作品46处,无论拿出哪7处,哪1398字均与王天成作品“表述基本一致”。如此“基本一致”绝非“合理借鉴”,而是抄袭。一审法院在竭其所能将上述39处分别归于“不相同亦不相近似”、“具有合法来源”、“学术观点的借鉴”、“公知历史知识的描述”后,实在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余下的7处开脱,就只能近于无赖地宣称虽然“表述基本一致”,但是抄的少“比例小”,“散见”其书各处,不构成“实质内容”,所以属于“合理借鉴”“尚不能认定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 

根据认定剽窃侵权的通常作法,将侵权作品与权利作品进行比对,无论是部分比对还是整体比对,所指的都是被控抄袭部分的比对,而非以剽窃者作品的篇幅来确定其侵权责任是否构成。否则,依据一审判决提示的“方法”,任何一部大部头作品都无须独立创作,只要找几篇相关内容的小文章拼到一起“合理借鉴”一下就可以了! 

即便按照一审判决的思维,王天成《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总计4万余字,每篇文章约2万余字,涉案抄袭46处将近5300字,占权利作品的八分之一;而《解读》主要抄自《论共和国》一文,涉案抄袭37处将近4000字,占《论共和国》一文的五分之一!如此大面积抄袭怎么能说字数少,“比例小”!事实上,被控46处抄袭均“基本相同”,一审法院却单单拿出“7处”“1398字”侈谈抄袭的比例,本身就是荒谬的!再者,判断被控作品是否构成对权利作品的剽窃,应以一般读者的标准进行检验,视被控作品的表述是否与权利作品构成 “实质性相似”,一审判决所谓“实质内容”一说语义含糊。而无论是“实质内容”还是“实质性相似”都不应仅考虑“量”,更应考虑“质”!至于“散见于”该书各章节的原因,显然是周叶中、戴激涛为掩饰抄袭行径对王天成文章进行肢解后安插、拼组所致,这正说明了抄袭行为的存在及其手法的恶劣。 

一审判决所谓“合理借鉴”亦语义含糊,我们理解应为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但根据《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而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或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而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就是说,“合理使用”应满足法定条件,必须注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合理借鉴”必须归认来源!超过“合理使用”限度的“使用”行为当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本案中,周叶中、戴激涛如此大抄特抄,并无一处注释,如此“借鉴”无论如何难以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合理使用”,当属侵权无疑! 

针对一审判决的此处荒唐认定,我们可以参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 年6月19 日就“《水煮三国》剽窃案”所作的【2006】二中民终字第8194号判决书,或许有所启迪。 

该案判决书中查明:侵权图书“使用了上述关于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四个不等式,对顺序进行了调整,使用顺序为(4)、(1)、(2)、(3),并对每个不等式的说明文字进行了个别文字的增删,实有字数不足200字。该书共计185千字,已印刷35次,销售突破100万册。”如果按照本案一审判决的思维,在近20万字的作品中,有不足200字的表述即便“基本一致”(注:按照一审判决的思维,也许会因为“使用”时调整原文顺序、进行文字增删,而认定“不相同亦不相近似”也未可知),但所占比例实在微不足道,根本不构成“实质内容”,当属“对他人作品的合理借鉴”,绝对“不能认定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然而,【2006】二中民终字第8194号判决书进而认定:“上诉人成君忆未经上诉人相晓冬许可,使用了相晓冬的涉案作品,且未给相晓冬署名,侵犯了相晓冬所享有的著作权,故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法律责任。”无疑,该判决书使我们欣喜——在著作权侵权纠纷领域,我国法官具有应有的审判能力与司法公正!不得不补充一句,此案的审判长和其中一位审判员与本案一审合议庭成员相同,此案判决后第39天即下发了本案一审判决书!其中变化之无常,令人唏嘘! 

综合一审判决中关于9处“学术观点的借鉴”、9处“公知历史知识的表达”和7处抄袭“比例小”“不构成实质内容”等一系列论证过程,实际上是一审法院将周叶中、戴激涛及其代理律师所歪曲的“剽窃侵权认定三段论”照单全收,对既有理论有意误用,以貌似专业的表述粉饰其枉法裁判,企图混淆视听。 

司法实践中经常运用“三段论”方法认定剽窃侵权,其中第一步为“抽象法”,即将思想从被控抄袭部分中去除;第二步为“过滤法”,将思想只有唯一或可数的表达形式的、属于公有领域的表达过滤;第三步“对比法”,即“抽象”与“过滤”之后,对比被控作品与权利作品,判断表达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如果正确运用上述方法,不难认定: 

第一,王天成主张的46处抄袭部分及作品的结构、思路皆为王天成独创性表达,属于“思想”之表达形式,而非“思想”本身。王天成以语言和结构的独创性组合表达了“思想”,考察其表达之处,则没有思想可以“抽象”。 

一审判决明确不保护思想而保护表达,却对周叶中、戴激涛在“学术观点的借鉴”时照搬的王天成“对学术观点的描述”形式也归于思想,并拒绝予以保护,当属错误! 

第二,王天成作品的语言和结构并不属于公有领域,而是私人智力成果,为私权所保护。涉案46处表达没有一处属于唯一的表达方式或屈指可数的“有限的表达方式”,因此没有所谓的“思想融合之表达”“共有领域之表达”可以“过滤”。周叶中、戴激涛在抗辩中罗列了诸多“参考与借鉴”的作品名录和片段,也正说明对王天成所表达之“思想”可以有无数种风格各异的“表达方式”。 

一审法院应知“对客观事实的介绍”属于表达,“相关内容的客观性”和“有限的表达形式”不意味着表达形式的唯一。“存在雷同”则涉嫌抄袭,构成侵权。然而,一审判决却公然宣称表达也不保护! 

第三,将《解读》与王天成的作品进行对比,无论是涉案的46处抄袭文字,还是作品结构、思路,“一般读者”应极其容易地判断出来周叶中、戴激涛的表达均与王天成作品“实质性相似”,构成剽窃侵权。更何况,《解读》中出现了多处与王天成的“相同错误”,而“相同错误”是认定剽窃最直接的方法。 

一审判决却在将“学术观点的描述”和“对客观事实的介绍”错误“抽象”和“过滤”后进行比对,又以抄袭“比例小”且“散见于各章节”为由认为“不构成实质内容”,公然宣称:即便抄了也不侵权! 

到此为止,一审判决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组合拳”将王天成的作品变成了可以任人抄袭的“公有知识”! 

(八)一审判决对人民出版社的侵权责任认定错误 

一审判决没有对人民出版社的侵权事实和法律责任作出任何查明和认定,仅仅在开脱了周叶中、戴激涛的侵权责任后,顺水推舟地将人民出版社的责任撇清。 

然而,根据本案事实,涉案46处“实质性相似”的表达均为周叶中、戴激涛对王天成独创性表达的“使用”,未经其许可,且不“归认来源”,构成抄袭侵权。《解读》书稿中仅有的两处不规范、不合法的注释和一处相关参考文献,在周、戴默许下,由人民出版社“操刀”删除。对《解读》这样一本通过严重剽窃他人作品而炮制出来的“法学名家经典”作品,人民出版社显然没有尽到合理审查的注意义务,使之得以堂而皇之地出版发行,最终严重侵害了王天成的合法权利,并严重污染了学术空气。因此,周叶中、戴激涛和人民出版社构成共同侵权,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人民出版社主张,其将涉嫌抄袭的第1处和第37处作者原有的注释删除,是基于排版的需要,明显没有道理。“排版权”是针对作者的著作权而言,系在作者同意和容忍范围内,基于排版的需要对作品做以调整,权利来源于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出版合同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合同权利。“排版权”绝不可以对作品所涉第三人的合法著作权“下刀”,即便得到其所编辑图书作者的同意也不行,因其无权处置他人权利。如果容忍人民出版社主张的如此“排版”,则著作权的保护制度将荡然无存! 

人民出版社还主张,删除注释的相关内容为通说或者常识性内容,无需加注的考虑,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然而,所谓“通说或者常识性内容”根本不是事实。涉案46处抄袭内容无一属于“通说或者常识性内容”,而是王天成的独创性表述,皆需要周叶中、戴激涛“归认来源”,进行合乎法律规定和学术规范要求的注释。况且,出版社没有权力对法律规定的“适当引用”的条件和被引用作品内容是否属于公共知识径下结论——这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权力,而非人民出版社的“正常工作范围”!因此,无论所引内容是否为“通说或者常识性内容”,人民出版社都无权对抗法律而通过删注行为将他人的独创性表述划归其他作者名下!  

人民出版社甚至认为,《解读》“是目前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第一部著作”,而从“简历、成果、学术地位”审查认定“周教授是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至于戴激涛,因“博士生是进行专门研究的人材,事实上许多博士的成果水平是很高的,甚至许多专家学者,他毕生的成果都以博士论文为最高峰”,所以“周教授与戴博士合著”经审查认定“并无不妥”。同时,因王天成的作品最初发表在网上,“由于网络上文章良莠不齐,作者身份很难确定”所以“一般不关注”。原来,作为国内知名出版机构的人民出版社是这样理解“合理审查义务”的! 

另外,对于剽窃侵权中出版社责任的认定,前文提及的“《水煮三国》剽窃案”【2006】二中民终字第8194号判决书仍将给予我们启示。该判决书对出版社的责任作出如下认定:“被上诉人中信出版社作为出版者应对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履行法定审查义务。现其未尽到审查义务,侵犯了相晓冬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应依法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同类案例,一致判决”应为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然而,面对同样出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份如此迥异的判决,我们没有看到应有的公正! 

综上,一审判决“创造”了“发表在先、保护在先”、“参考文献标注进行注释”等规则;“改造”了著作权法上认定“作者”的方法;发明了“客观事实”、“相关内容的客观性”、“履行了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义务”、“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等法律概念;“创新”了“不相同亦不相近似”、“公知历史知识”、“学术观点的描述”、“实质内容”、“合理借鉴”等法律概念;界定了“相关内容有限的表达形式”的司法标准。最终认定:“综上,原告王天成提出被告叶中、戴激涛侵犯了其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并要求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此,原告王天成提出的关于被告人民出版社应对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一纸判决,令人可悲——王天成成为完全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人;更令人可怕——从此“剽窃得到了一份通行无阻的司法许可”(方流芳教授语)! 

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错误。 

(一)一审判决援引的法律规范不能支持其判决 

一审判决书的判决主文如下:“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五)、(六)项、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天成的诉讼请求。” 

经查阅上述法律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五)、(六)项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该条第二款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鉴于周叶中、戴激涛的严重抄袭和歪曲、篡改王天成作品的行为至少侵犯了王天成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周叶中、戴激涛和人民出版社最终出版发行该侵权图书已经侵犯了王天成的复制、发行等获得报酬的财产权利,故,王天成有权依据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向周叶中、戴激涛和人民出版社主张侵权责任。奇怪的是,一审判决援引的法律规范系明确王天成享有的权利,以及权利受到侵犯时侵权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如何能够得出“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来?如果一审判决认为“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说明《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的民事责任有除外情形,也需要将“另有规定”的具体依据明确列明,因法律责任的免除需要明确的免责规定。 

(二)王天成的全部诉讼请求均具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 

抄袭(或称剽窃),即将他人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作为自己的作品予以发表的行为,属于对他人“脑产儿”的“抢劫或盗窃”,侵犯了作者著作权的同时还欺骗了公众,属于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五)剽窃他人作品的;……”本案中,周叶中、戴激涛的剽窃、歪曲、篡改王天成作品的行为显然构成侵权。 

根据一审判决依据的《著作权法》第47条第(一)项的规定,人民出版社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未经王天成许可复制、发行涉案侵权作品,同样构成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对此进行详细规定:“出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者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损害后果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由出版者承担举证责任。” 

《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周叶中、戴激涛和人民出版社对涉案两处注释的删除行为属于“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而人民出版社疏于尽到审查义务致使周、戴抄袭作品出版则构成“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无论何种形式均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根据本案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王天成的全部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支持。其中,根据《著作权法》第46条、第47条第(一)项的规定,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负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因此,王天成主张三被告“立即停止侵权,销毁《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在《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法制日报》、《中外法学》、《武汉大学学报》、新浪网、搜狐网、世纪中国、天涯社区等报刊和网站上公开赔礼道歉”于法有据(注:因“世界中国”网站已经关闭,王天成在二审中放弃相应主张)。 

《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以下的赔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25、26条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第6、7、8、9、13、14、15、25条等相关法律规范给予了具体的赔偿参考标准。对此,王天成仅主张了保全证据而支出的公证费和两审诉讼支付的律师费的“合理开支”,并放弃了“经济损失”的赔偿要求。因此,王天成举证主张的4050元公证费和20000万元律师费(其中,一审律师费10000元,二审律师费10000元),作为合理支出的赔偿主张,依法应得到支持。 

根据《著作权法》第46条、第47条第(一)项的规定,因本案剽窃行为严重损害了王天成的人身权,周叶中、戴激涛和人民出版社还应向王天成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对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第21条规定:“侵犯原告著作人身权或者表演者人身权情节严重,适用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仍不足以抚慰原告所受精神损害的,应当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第22条规定,抄袭原告作品数量大、影响广,并使被告因此获得较大名誉的;严重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可以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第23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侵权获利情况、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低于2000元,不高于5万元。”根据本案事实,《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系王天成经年研习之成果,而周叶中、戴激涛则大肆抄袭王天成作品“数量大”且“影响广”,并使其“获得较大名誉”(忝列“法学名家经典系列”),同时为了掩盖抄袭恶意“严重歪曲、篡改”王天成作品。因此,综合考虑本案侵权事实,亦为警示后来之士,王天成主张的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周叶中、戴激涛所著《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严重抄袭了王天成撰写的《论共和国——重申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和《再论共和国——一次夜半对话》两部作品,且抄袭恶意明显,行为恶劣,事实清楚构成侵权。人民出版社删除书稿相关注释及参考文献,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致使抄袭作品出版发行,亦构成侵权。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对王天成的合法著作权共同致害,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所作的一审判决,恶意歪曲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枉法裁判。王天成的著作权蒙受严重不法侵害,却被拒绝给予司法保护。本案一审判决不仅严重侵害了王天成的私人权利,也摧毁了学术界残存的自清与纠错能力,更加逾越了司法公正的最底线,必将在中国司法历史上留下无法抹去的一笔!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也为了维护法律之严肃性,以及净化学术空气,王天成提起本案二审程序,恳请合议庭明查事实,公正司法,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 

谢谢!                               

二OO六年十一月六日 

相关阅读
 
网站首页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路标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D座3B    电话:65545670    京ICP备1500783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