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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诉宋业光专利权属纠纷案
添加时间:2012-6-2 8:05:22     浏览次数:1636

【案情简介】

原告: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下称整形外科医院)

被告:宋业光

原告整形外科医院诉称:被告宋业光自1991年4月至1993年5月担任我院副院长,1993年5月至1998年12月担任我院院长。在此期间,被告为完成其医疗科研、教学的本职工作,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使用我院进口的国外吸脂器为患者进行治疗,并在接受我院公派留学回来后,又利用我院科研基金、医疗设备、资料、数据、病例和工作人员,成功研制XY-2型脂肪吸除器。被告于1995年1月24日擅自以其个人名义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同年12月30日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号为ZI95201275.8)。2000年8月,被告申请调离我院,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被告于2000年10月调离。我院在对被告任职期间的情况进行审计和调查时,才发现其于1995年擅自以个人名义申报并获得专利权的事实。依据专利法第6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0条的有关规定,被告宋业光利用我院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XY-2型脂肪吸除器应属职务发明,该实用新型专利权应归我院享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宋业光将XY-2型脂肪吸除器的专利权归还原告;判令被告承担全部案件诉讼费用。

被告宋业光辩称:(1)XY-2型脂肪吸除器专利权公告时间是1996年2月7日,原告《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整形外科研究所申报科技成果鉴定材料》(简称《申报材料》)的申报时间为1998年6月。依据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原告最晚应从1998年6月知道其专利权被侵犯,因此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2)XY-2型脂肪吸除器实用新型专利应属于非职务发明。理由是:第一,该专利的具体保护内容仅涉及XY-2型脂肪吸除器,包括吸引头和强力负压吸引器二者的结构和技术性能指标,不包括《申报材料》中所提到的操作方法及药物代谢等内容。第二,该《申报材料》不能表明原告给我下达了研制任务,且资金来源中的“1992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所经费”与XY-2型脂肪吸除器研制无关,“199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科研基金”发放在本专利申请之后,也与本专利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宋业光自1991年4月22日起同时担任整形外科医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研究所(简称整形外科研究所)副所长,自1993年5月19日起同时担任整形外科医院院长、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1995年1月24日,宋业光以个人名义向专利局提出名称为“脂肪吸除器”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同年12月30日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证书,专利号为ZL95201275.801996年2月7日,专利局予以公告。

1998年5月20日,整形外科医院向国家卫生部提交《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整形外科研究所申报科技成果鉴定材料》(简称《申报材料》),申报项目名称为“超灌注吸脂术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科技成果奖。《申报材料》中包括:(一)项目名称:超灌注吸脂术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二)完成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整形外科研究所;(三)主要完成人:宋业光、赵宇等16人;(四)申报说明。在“申报说明”部分第2至7页“研究过程”中载明“本研究共分六部分:(1)低创伤钝性吸头、真空泵的研究;(2)超灌注吸脂方法的改进……”。“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指导思想:……探求一种新的对机体损伤小的、安全有效的吸脂手术方法及脂肪吸引器械。本项目于1990年立题,首先对脂肪吸引头(简称吸头)及脂肪吸引的动力负压吸引器做了研究与设计……我们设计了一种新式的低创伤钝性吸头及真空泵脂肪吸出器,该套器械为国内外首创的低创伤型脂肪吸引器械,已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为ZL95201275.80”“申报理由”载明:“本研究的特点及创新性……设计了一套崭新的低创伤性吸头及真空泵……该套器械已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为ZL95201275.8);经费来源:(1)白筹经费;(2)1992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经费;(3)199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科研基金。”(五)研制器械的专利证书及生产许可证:附有本案所涉专利的专利证书。

【当事人争议的焦点】

1.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2.被告的涉案专利是不是职务发明。

【一审法院处理结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专利权权属确认之诉,其诉讼时效期间及其起算法律并无特殊规定。因此,应适用民法通则的一般规定。应认定整形外科医院于授权公告之日即1996年2月7日就应当得知其专利权已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该日起算,其请求保护专利权的诉讼时效届满期间应至1998年2月8日。且申报材料是1998年6月由整形外科医院编撰完成并向卫生部申报的,其中记载了本案诉争专利的研究开发情况,并附有该专利证书的复印件,明确载明发明人、设计人为宋业光、张新国,专利权人为宋业光。故整形外科医院自1998年6月在事实上也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脂肪吸除器”已被宋业光以非职务发明申请并获得专利权,而整形外科医院直至2000年11月才提起侵权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其主张“脂肪吸除器”实用新型专利权应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由于宋业光、张新国就本案诉争专利权转让订立的协议是基于双方自愿,意思表示真实明确,且已按专利法有关规定办理了变更登记和公告手续,又因整形外科医院关于该专利系职务发明专利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能得到支持,故其对张新国的诉讼主张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根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第137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的诉讼请求。

整形外科医院不服原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1)宋业光在申请、获得该项专利权的前后,集医院的院长、职务发明人、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法定代表人等职于一身,掌握行政大权,他所做的事情,别人无从知道。(2)宋业光是1998年12月30日被免去医院院长职务的,2000年10月宋业光调离医院时,对其进行审计才得知宋业光擅自将职务发明创造作为非职务发明创造,以个人名义申请并获得专利权。医院立即于2000年1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并没有过。2001年3月一审开庭前,得知宋业光与张新国签订转让协议的事,故对张新国的起诉也未过诉讼时效。(3)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即使整形外科医院应当在宋业光调离原单位之前就应当得知其申请并获得专利的行为,那么2000年11月起诉宋业光、张新国专利权权属纠纷,仍在该项专利权有效期内,未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宋业光、张新国将该专利权归还该院,并由宋业光、张新国承担诉讼费用。

宋业光、张新国同意原审判决。

【二审法院处理结果】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整形外科医院主张“脂肪吸除器”实用新型专利权应归属其所有,故本案属于专利权权属争议,并非专利权侵权之诉,亦不属于侵犯专利权处于延续状态的情形。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对于专利权权属争议,其诉讼时效期间及其起算时间法律并无特殊规定,应适用一般规定。专利局已于1996年对授予宋业光“脂肪吸除器”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事项予以公告,该公告具有公示的效力。整形外科医院于1998年申报科技进步奖并不是宋业光的个人行为,其申报材料中已载明涉案专利权的专利权人为宋业光,应当认定整形外科医院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宋业光申请并获得专利权的行为。无论是以本案诉争专利的授权公告日1996年2月7日起算,还是以整形外科医院向卫生部申报科技成果奖的时间1998年6月起算,到整形外科医院正式提起诉讼的时间2000年11月止,其起诉均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二年。整形外科医院称现任法定代表人不知晓宋业光申请专利权的情况,否认申报科技进步奖为单位行为,认为2000年10月份才知道宋业光申请专利的情况,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整形外科医院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欲解决本案第三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就必须解决一个先决性问题,就是能否适用我国法律有关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先程序后实体的审理原则,如果本案可以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法律规定,则应先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如果能够判断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则对其诉讼请求无需进行实体审查,就可以径直驳回;而如果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则理由又是什么?本案应该如何审理?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国诉讼时效理论的基本问题,本文将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论述。当然,本案还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即作为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企业如何约束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对此本文将不展开论述。

一、什么是诉讼时效

时效,在民法上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时间导致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的制度。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定的事实状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法律后果。时效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关系的需要,为确认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而创设的,它来源于罗马法,古罗马法的时效包括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消灭时效),《十二铜表法》对取得时效的规定是:“对土地连续占有二年,其他物一年,即获得对该物的所有权。”后来的《万民法》对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债权人于法定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债权即失去法律上的保护而归于消灭。”中世纪的注释法学派将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合二为一,统一规定在“时效”之下,这是一个创举,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民法典对时效的规定。例如,《拿破仑法典》第2219条对时效的规定是:“时效谓依法律特定的条件,在一定的期间,而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或免除义务的方法。”

诉讼时效又称消灭时效,是指于“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致其请求权消灭的法律事实”,它“为请求权消灭之法律要件者”。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诉讼时效,它是指“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时效,期限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诉讼时效制度的作用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时效可以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以维持业已形成良久之社会经济关系,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请求权消灭时效之原因与宗旨,乃使人勿去纠缠于陈年旧账之请求权”。另一方面,诉讼时效制度也是对“眠于权利者”的一种惩戒,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权利人因诉讼时效届满而承受不利益,此属于“权利人向公共利益付出之代价”,“盖权利人非于请求权之行使置若罔闻,消灭时效本无发生之由。”从程序法意义上看,诉讼时效制度也可以避免当事人因日期久远而导致举证困难,减少司法讼累。

二、诉讼时效的性质

诉讼时效为请求权丧失的法律要件。时效制度本在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其民事权利,以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也是对怠于行使权利者的处罚。权利人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行使其民事权利,则基于该权利之司法保护请求权将得不到法律保护。需注意的是,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丧失的是基于某种基础性民事权利或者民事法律关系上的请求权。它“只使诉讼受到障碍,作为诉讼依据的权利依然存在。这种权利成了不可强制执行的,或者说是不完善的,但不是无效的”。

诉讼时效是客观事件。诉讼时效发生法律效果的要件是:(1)一定的期间的经过;(2)某种权利的丧失;(3)期间经过与权利丧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1)期间的经过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的运行,虽然确定这个期间的长短,体现了立法者的主观意志,但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并不是凭空臆想的,它本身也受制于一定的客观规律。其中(2)某种权利的丧失,以及(3)期间的经过与该权利丧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都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而不是诉讼当事人以法律行为确定的,也不是法院依职权确定的,相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均属于客观事实范畴。因此,诉讼时效是纯粹客观的自然时间的运行与法律规定的结合,性质上属于客观事件。“时效之效果,为因一定事实状态在一定期间之继续而当然发生,不以当事人之精神作用为要素,故为事件。”

诉讼时效具有强制性。消灭时效“要求债权人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具有一种“法律警察性质”。诉讼时效的强制性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当事人不得以法律行为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其二是当事人不得以法律行为变更诉讼时效的期间;其三是当事人不得预先抛弃诉讼时效的利益。时效之期间,“当事人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者减短之,也不得预先抛弃其因时效取得之利益。”在立法例上,对时效的强制性有不同规定,一种是采取半强制性者,如德国民法典第225条规定:“法律行为不得排除或者加重时效。允许减轻时效,特别是缩短时效期间。”这表明德国法允许当事人以法律行为缩短诉讼时效的期间。其理由是诉讼时效有关社会公共利益,排除或者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均有害于社会公共利益,而缩短时效,实合于社会利益。另一种采取完全的强制性,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47条规定:“时效期间,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减短之。并不得预先抛弃时效之利益。”

三、本案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

本案的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所持有之专利权应为原告所有,并制裁被告的侵权行为。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实质上属于专利权的权属纠纷,这种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只有先行解决了本案专利权的归属,才能确认有无侵权行为存在,而要解决专利权的归属,也就涉及到本案要不要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理由是根据民法一般理论,诉讼时效只适用请求权纠纷,即当事人一方请求另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发生争议时才适用诉讼时效,而本案是对同一专利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故不适用诉讼时效。另一种观点认为,请求权是基于一定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而生的一种权能,基于债权可以产生请求权,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其债务,同样,基于某种法律关系也可产生一定请求权。在一定程度上,请求权和产生请求权之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是可以分离的。本案的原告基于涉案专利产生过程中与被告形成的法律关系,认为涉案专利权应为原告所有,而该专利实际却为被告所有。原告因此享有一种请求权,即请求被告将该专利归还原告。这种请求权既可以在诉讼外行使,也可以在诉讼中行使。如果在诉讼中行使该请求权,则必须遵守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故本案应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两种观点的分歧折射出对诉讼时效适用客体认识的模糊。诉讼时效的适用客体,是从实体法的角度对诉讼时效适用范围做的一种界定,它是指哪些民事权益纠纷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也就是指当事人就哪些民事权益发生争执时必须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法院起诉,否则其请求权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适用客体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是非所有权之财产权说,即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除所有权之外的一切财产权。日本学者持这种观点者较多,并为日本民法典第167条所采纳。第二种观点是诉权说,即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诉权,当事人逾越诉讼时效将不享有诉权,包括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采此说。第三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当事人越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为之请求权得不到法律保护,尤其是不得通过司法手段行使其请求权。德国学者持此观点的较多,我国台湾地区不少学者也持相同主张,德国民法典第94条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28条均采信了这种观点。

作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失之范围过广而不可取。第二种观点实际上是从程序法的角度理解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而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本身应当从实体法的角度出发。坚持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的第三种观点是恰当的。请求权是一种基础性的民事权利,它是指权利人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之权利,“非以物的支配为内容,仅含有向他人请求给付的权限,而义务人(债务人)并非权利人(债权人)的支配客体,而系与权利人处于相等地位。”请求权系权利人可自主行使的权利,但其行使结果却相关于义务人,故法律为其行使设定了一个期限,此即诉讼时效期间。

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请求权总是依附于一定的基础关系或基础权利而存在的。以债权为例,债权并不是请求权本身,债权是基于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有了债权,才有基于债权的请求权存在。诉讼时效届满,消灭的是债权之上的请求权,而不是债权本身。“债权与请求权为两个概念……债权系请求权的基础权利,请求权系债权所具有的作用之一。”同样,在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中,原、被告在涉案专利权形成之初就围绕该专利形成了一定的法律关系,基于该法律关系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某种请求权,这种请求权也同样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

按照当事人行使权利方式的不同,请求权可以分为诉讼外的请求权和诉讼中的请求权。诉讼外的请求权是指权利人直接向义务人为之请求权,而诉讼中的请求权是权利人通过人民法院向义务人为一定请求之权利。应当承认,这两种请求权具有目的上的同一性。当事人于人民法院之请求权,其最终目的也是通过人民法院向义务人表达其权利主张,之所以通过法院表达这种主张,是希望法院支持这种主张。也就是说,这两种请求权的最终目的都是权利人通过向义务人表达权利主张以实现其权利。但这两种请求权也是有一定区别的。诉讼外的请求权是当事人私的主张,诉讼中的请求权是当事人公的主张,两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诉讼中的请求权可以直接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而诉讼外的请求权则仅是有条件地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作为一项基本民事权利的请求权也不同于诉权。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通说,诉是当事人针对人民法院的请求,诉权就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表达诉的权利。从广义上讲,诉权也是一种请求权,但它绝不是民法上的请求权。民法上的请求权是一种私权,它具有民事实体权利内容,而诉权是一种公权,它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

那么,本案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呢?作者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本案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理由是:第一,纵观我国民法通则,并无有关诉讼时效适用范围的规定。这也正是造成当前司法实践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从理论上讲,应坚持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出发,本案可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民法是私法,是彰显和维护权利的法律,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既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限定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那么,仅以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这一学理上的论断作为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理由是不充分的,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第二,本案如果适用诉讼时效,则会产生的问题是,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本案实际上已被法院定性为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原告在向法院起诉时,并不享有涉案专利权,则何来“权利被侵害”?又何来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作者认为这也不能成为阻止本案适用诉讼时效的充分理‘由。本案原、被告之间具有一定的法律关系,如被告曾长期担任原告单位法定代表人,涉案专利是被告在原告单位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完成并申报专利的,原告有理由认为涉案专利是被告的职务发明,应属原告单位所有,而现在该专利的权利人为被告,因此,原告享有请求被告将该专利归还原告的权利。正是这种请求权构成了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民事权利”。也就是说,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正是这种请求权,而不是这种请求权的对象——涉案专利。尽管这种请求权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并不必然导致涉案专利应归属原告——这还需要法院判决的支持。此外,如果结合民法通则前后文的规定,可以发现该法第137条将诉讼时效限定为“权利被侵害时”的规定并不恰当。民法通则第1条明确规定该法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而“权益”显然不能等同于权利,它包括“权利”和“利益”两部分。权利不等同于利益,权利只是法律承认的利益,或者说是明确写进法典的利益,而利益可能不被写进法典,但它却可能是正当的。按照民法通则第1条的规定,正当的利益即使没有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也应受法律保护,并和法律上的利益即权利并称为权益,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权利可以产生请求权,基于某种利益关系也可产生请求权,而在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并未对诉讼时效的适用客体组明确界定的情形下,无论是哪种请求权,都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仅规定权利是不恰当的,除非我们能够得出涉及非权利的权益部分的诉讼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结论。第三,应当承认这种解释有些牵强,但应当看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民法通则并不是完善的民事立法,出于种种原因,在立法之初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但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实践问题又离不开取得时效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对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作扩大化解释,使其承担了部分本应由取得时效制度承担的功能。相信随着我国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这一问题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本案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也是现实立法下的一种无奈之举。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告主张“脂肪吸除器”实用新型专利权应归属其所有,故本案属于专利权权属争议,并非专利权侵权之诉,亦不属于侵犯专利权处于延续状态的情形。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对于专利权权属争议,其诉讼时效期间及起算时间法律并无特殊规定,应适用一般规定。专利局已于1996年对授予被告宋业光“脂肪吸除器”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事项予以公告,该公告具有公示的效力。原告于1998年申报科技进步奖并不是宋业光的个人行为,其申报材料中已载明涉案专利权的专利权人为宋业光,应当认定原告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宋业光申请并获得专利权的行为。无论是以本案诉争专利的授权公告日1996年2月7日起算,还是以原告向卫生部申报科技成果奖的时间1998年6月起算,到原告正式提起诉讼的时间2000年11月止,其起诉均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二年。原告称现任法定代表人不知晓被告宋业光申请专利权的情况,否认申报科技进步奖为单位行为,认为2000年10月份才知道宋业光申请专利的情况,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可见,一、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都充分考虑到了当前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认为在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排除权属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我国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顺便指出的是,本案之所以没有根据专利法判决,是因为我国专利法只有关于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规定,而没有有关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规定。根据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当特别法没有特别规定时,应适用一般法的相应规定。专利权属于民事权利,专利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当特别法没有对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做出特别规定时,理应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在我国即是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故本案虽然是涉及专利权的纠纷,但一、二审法院都是适用民法通则,而不是专利法。

四、本案应如何适用诉讼时效

关于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那么,具体到本案,应当如何适用诉讼时效呢?

1.法院是否应当查明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而法院在诉讼中并不必然负有查明客观事实的义务,“民事诉讼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发现客观真实”,法院通常是根据法律真实来审理案件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是证据法中的两种证明要求。”客观事实通常是由当事人主张并加以举证,因此,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应当视为被告对抗原告诉讼请求的一个重要抗辩事实和理由,理应由被告主张并举’证。如果被告证据充分,主张成立,则权利人不能通过诉讼行使请求权,或者说当事人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请求权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将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抗辩不成立,则法院将继续审理原告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丧失的不是作为民事实体权利的请求权,而只是这种请求权的行使方式之一,即权利人不能通过诉讼方式行使其请求权,而且,这还得取决于被告是否主张该抗辩并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各国几乎都把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作为需要被告主张并举证的一个抗辩事由来对待,而不是作为需要法院查明的任务。如法国民法典第2223条规定:“法官不得依职权援用因时效所产生的方法”,第2224条规定“无论诉讼进行到何种程度……均得主张时效;但没有提出时效抗辩的人,依具体情形应推定已抛弃时效者,不在此限。”日本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应当说,将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作为需要被告主张并举证的抗辩事由对待是比较恰当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否主张该抗辩事实来对抗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是法院的责任,而是被告的权利。“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判别诉讼时效是否已过……如果当事人未提起该抗辩权,法官不得依职权斟酌,必须对之为应履行之判决。”被告可以在诉讼中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也可不主张该抗辩事由。法院需要做的就是判断被告的主张及举证是否充分。如果被告的抗辩足已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则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的抗辩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则应断定被告的抗辩事由不成立,并继续审理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法院并不能依职权代替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更不能依职权主动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否则将有失司法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但我国法律并不是这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直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作为人民法院一项重要任务。该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不是坚持中立性原则,而是负有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使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当前司法实践的主要做法是,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负有查明其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职责,而无论被告是否提出该抗辩。也即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不是作为需要被告主张并举证的抗辩事由来对待的,而是作为需要人民法院查明的客观事实来对待的。被告在诉讼过程中甚至都不用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因为人民法院负有查明原告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义务。如果人民法院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可以径直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无须征得被告的同意。同样,案件受理后,如果人民法院先依职权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那在此后的诉讼过程中被告也就用不着再提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了,因为法院已经查明了,被告的主张很难改变法院的这种先人为主的概念。

但本案的审理恰15避免了这种分歧。被告在诉讼之初就提出了原告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并提供了有关证据。法院经审理采信了被告的证据,支持了其抗辩主张。因此,法院并不没有主动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而是在被告提出相应抗辩主张并提交了相应证据后,法院通过对被告的主张及举证进行审理后查明的,应当说这不仅不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而且也符合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中立性和被动性原则。实际上,原告在1998年5月就知道被告持有涉案专利,此时原告就享有请求被告将该专利归还原告的权利。如果被告对原告的这一请求有异议,完全可以拒绝原告的请求。原告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要求人民法院确认该专利应为原告上所有。但原告迟至2000年11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显然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一、二审法院根据被告的抗辩主张,通过对其提供的证据的审查,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是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的。

2.如何判断“知道”和“应当知道”。民法通则第137条使用了“知道”和“应当知道”的词汇,那么,如何判断本案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请求权被侵害的主观心理状态呢?从理论上讲,“知道”表明了原告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而“应当知道”则表明原告并不实际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但依照常理推断其理应知道,法律即认为他“应当知道”,尽管原告实际上可能确实不知道,但这种事实上的不知道往往是由于原告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故被法律有意地忽略。

“知道”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概念,原告是否知道某一侵权事实的存在,严格地讲,只有原告本人最清楚,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也不能替原告作出回答。但是,这并不是说,“知道”就完全是一个虚无缥缈、局外人根本无从把握的概念。“知道”表明了原告的某种内心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通过某些外在行为表现出来,从而为他人所感知,他人正是凭借这种感知来推断原告的“知道”。

“应当知道”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1)它表明行为人没有知道;(2)行为人本来是可以知道的;(3)造成行为人本来可以知道却未能知道这一后果,是基于行为人自己的原因。也就是说,行为人本来是可以知道某一侵权事实的存在的,但却由于其自身的某些原因,致使其未能够知道该侵权事实的存在。“应当知道”既然是一个主观概念,它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的某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常常就会通过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并为他人所触知,而他人正是凭借这种触知去了解、探询和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从“应当知道”的角度讲,本案被告早在1995年就申报了涉案专利并获得了专利权,1996年2月专利局就公告了该专利。应当说,国家机关的公告具有公信力,应推定为该专利权的内容以及该专利权为被告所有这一事实已为一般公众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从1996年2月专利局公告涉案专利之日起,就应推定原告已经知道被告获得了涉案专利权,如果原告认为被告所获得的专利权应为原告所有,则自此时起可以请求被告将该专利权返还给原告,如果被告拒绝,原告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保护该请求权,以确认涉案专利的归属。但从1996年2月起随后的2年时间内,原告并未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仅此就可以推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

从“知道”的角度讲,原告于1998年5月20日向国家卫生部提交了《申报科技成果鉴定材料》,该材料已经明确提到了被告持有涉案专利的事实。因此,至少可以断定,原告自1998年5月20日起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被告持有涉案专利的客观事实,原告如果认为涉案专利应为其所有,则此时就可以请求被告将该专利权返还给原告,如果被告拒绝,原告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保护该请求权,并确认涉案专利的归属。但原告却在随后的2年时间里保持了沉默,直到2000年11月才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此前也无任何针对被告主张其请求权的行为或者事实。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原告在主观上已经“知道”的情况下仍“眠于权利”,并致使诉讼时效期间经过。原告应对自己的漫不经心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可见,无论是从“知道”的角度,还是从“应当知道”的角度,都可以断定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在这2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未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故其诉讼请求不应受法律保护,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是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

五、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法律后果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将产生什一么样的法律后果?原告将因之而失去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失去的是胜诉权,即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失去的是其实体权利,即请求权。“因其时效消灭者,不是权利本身,而是请求权。”“只有请求权始罹于时效,而非请求权之基础权利。”第三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失去的是起诉权,即权利人不得再向人民法院主张其诉讼请求。

作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不全面的。胜诉权是指原告的诉讼请求最终得到法院裁判支持的诉讼权利,它是法院在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查后才能得出的结论。而事实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是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查的前提,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则法院将直接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不再对其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查,胜诉权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第几种观点也是不妥的。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诉讼时效届满作为民事实体权利的请求权将必然随之消灭。请求权是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按权利的行使方式,请求权可分为诉讼外请求权和诉讼中请求权,诉讼外的请求权并不随着诉讼时效期间的经过而丧失,当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仍可于诉讼外主张其请求权,义务人也可以向权利人履行其义务,权利人因此而实现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当事人诉讼中的请求权也并不必然丧失,只有在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并举证充分的情况下,原告才能丧失诉讼中的请求权。由此可见,笼统说诉讼时效经过导致请求权丧失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第三种观点同样存在不妥之处。起诉是指原告向法院提出保护其民事实体权利的请求,起诉权是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它是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起点和基础。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起诉只需符合下列条件即可:“(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即使已过诉讼时效,权利人依然可向法院起诉,行使其程序上的权利,而且,在被告不提出原告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下,原告还有可能胜诉所以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原告失去起诉权的说法是不妥的。

诉讼时效的经过只是被告的一项抗辩事由,它并不必然对原告的权利带来伤害。只有在被告主张该抗辩事由并有充分举证被法院采信的情形下,诉讼时效的经过才有可能给原告的诉讼请求成功设置障碍。而且,根据民事诉讼的一般理沦,被告行使抗辩权必须是在一审判决做出之前。如果一审判决已经作出,或者在二审程序中被告才提出原告诉讼请求已过汗讼时效,这种抗辩则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法律将推定被告放弃了诉讼时效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诉讼时效经过给原告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种后果都是有条件的,笼统地说诉讼时效经过将导致原告丧失某种权利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在承认诉讼时效经过导致原告有条件地承受某种不利益的前提下,作者认为,诉讼时效届满带给原告的法律后果是,原告将因之失去其诉讼中请求权。诉讼时效的经过是一种客观事实,它需要被告主张并举证,一旦被告主张并举证充分为法院采信,原告通过法院向被告行使请求权的诉讼请求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且,法院的这种裁判一旦生效,根据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则将永远丧失通过诉讼主张其对被告的实体权利。当然,原告丧失了通过诉讼向被告行使请求权的机会,但他仍可以在诉讼外向被告行使这一请求权,因此而接受的履行也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诉讼时效经过,原告只是有条件地丧失其诉讼中的请求权,诉讼外的请求权依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这种条件就是被告在诉讼中及时主张原告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并充分举证为法院所采信。

本案中,被告在一审中就主张原告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并进行了充分举证,一、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均认定被告举证充分,其抗辩理由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告并不因之而失去一切权利。原告失去的只是不能再通过诉讼向被告主张该权利,但在诉讼外原告还可以向被告主张涉案专利是原告的,如果被告因此而将该专利权转让给原告,法律是不反对这种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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