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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业大学与山西省昔阳县种子公司植物新品种纠纷案
添加时间:2012-4-28 8:38:02     浏览次数:1442

案情简介:

原告河南农业大学诉称,自2004年以来,被告山西省昔阳县种子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先后从甘肃等地大量购进原告经国家农业部授予植物新品权(国审玉20000012)的豫玉22号(又名豫单8703)玉米新品种,分装后公然以“乐玉”牌22号玉米杂交种对外销售······。被告直接侵害了原告的植物新品种权······ 

被告山西省昔阳县种子公司辩称,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品种权,也从未生产豫玉22玉米新品种,因为被告经销的豫玉22玉米种的来源合法。2004年2月被告从昔阳县秦立强手中购进豫玉22玉米种18500斤,而秦立强的种子又是2004年元月6日从河南金赛种子公司购进,2005年2月被告又从中种集团承德种子公司购进豫玉22玉米种3500斤。由于两年的下乡销售,剩余的种子包装有破损,尤其是金赛公司的包装破损比较严重,鉴于此,考虑到夏季储存的安全问题,就把剩余的豫玉22种拆包晾晒。种子行业的人士都知道原告将生产经营豫玉22玉米种的权利授予金赛等四家公司,被告销售的种子是从金赛和长城公司购得,故被告未侵犯原告豫玉22玉米种的植物新品种权······

一审法院认定: 原告河南农业大学2000年5月1日取得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发的豫玉22号玉米种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品种权号为CNA19990006.X。河南农业大学为唯一品种权人,并授权襄樊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中种集团承德长城种子有限公司、北京奥瑞金种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河南金赛种子有限公司4家单位生产、包装、销售该品种的权利。2004年1月6日,河南金赛种子有限公司与山西天元种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豫玉22号种子代理协议书”,约定由山西天元种业有限公司作为销售豫玉22号玉米种在山西昔阳的独家代理商。随后山西天元种业有限公司与秦立强签订销售代理委托书,约定秦立强销售其公司的种子。2004年2月10日,由于秦立强销售种子时经营行为违法,昔阳县工商局对其进行了查处,并且查扣了豫玉22号等品种的种子,随后交由昔阳县种子公司代为封存。2004年2月27日,秦立强与昔阳县种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秦立强将其所代销的包括豫玉22号等9种品种的种子共计32520斤交由昔阳县种子公司销售,并决定不再经销种子,昔阳县种子公司付给其相应的价款。 

另查明,被告昔阳县种子公司在收到秦立强的种子后,为防止受潮霉变,对其进行了晾晒,此后以“乐玉”牌22号玉米新品 

一审法院判决:对于品种权人销售的或其曾经同意出售的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品种权人在销售后,无权制止他人进一步销售或使用该繁殖材料。品种权人对该特定材料的专有权在销售领域不再有效。因此,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植物新品种权。

本案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侵权问题。

 1、关于植物新品种权。按照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2条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而新品种开发人享有植物新品种权。对于植物新品种权的性质,有的国家将其纳入专利法中,规定为专利权的一种,例如美国。有的国家则单列法律规范对植物新品种加以保护,例如法国。

但是,我国《专利法》第25条明确规定,对于动植物新品种(animal and plant variety),不授予专利权。虽然我国基于种种考虑不保护动植物新品种,但我国国务院仍于1997年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对植物新品种提供法律保护。实际上,按照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所要求的“三性”标准(新颖性、实用性、创造性),应该说,植物新品种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因为:首先,植物新品种具有新颖性(当然,《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的新颖性与《专利法》中的新颖性的界定标准不一,但性质是相同的);其次,植物新品种的特异性可以保证其创造性;再次,植物新品种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保证了其可以稳定而持续的培育,从而保持其应由的特征或特性,因此具有实用性。所以基于以上简单分析,似乎可以认为植物新品种已经具备成为专利权对象的资格,只是现行《专利法》的光辉没有照耀到植物新品种而已。

2、关于植物新品种侵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了植物新品种侵权的权利范围,即: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侵权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有二:一是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并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二是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而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而该条例第10条规定了两种侵权例外情形:(一)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二)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此外,第11条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作出实施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的决定,并予以登记和公告。对于本案是否构成侵权,拟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1)、法解释学的角度。被告通过从他人正当获得植物新品种并出售的行为是否属于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并为商业目的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呢?如果对《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行文义解释,似乎可以认为被告构成侵权。但是,这样认定或许对于原告的保护范围太广,而于被告有失公平。如果通过目的解释和比较法解释,可以认为:立法者(国务院属于广义上的立法者)制定该条例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保护权利人对于其植物新品种售出后的继续出售行为加以控制,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可行;从比较法角度,植物新品种和发明创造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相同或类似,由此而产生的保护前后者的法律规范也具有相似性,因此,后者的权利用尽原则可以引用到前者中,比较法解释能够有效解决法律中的盲区,对于平衡弥补法律漏洞,协调法律之间的一致性具有很好的作用。但比较法解释本身不是对法官要适用的法律的解释,而是将其它法律的类似规定代替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形在判例法国家应当说是可行的,但在制定法的中国,应该说这种解释适用存在着法律障碍。

(2)、“法律”之间关系的角度。本案中,法院认为“(专利法中的)权利用尽原则同样也应当适用植物新品种权”,从而认定被告没有侵权。专利法第62条中有规定:“专利权人制造或者经过专利权人授权制造的专利产品售出后,使用或者销售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该款即为专利权权利用尽原则的体现。那么,能够将专利法中此规定套用到涉嫌植物新品种侵权的案件中呢?除了以上第一个角度,再从“法律”之间关系的角度看《专利法》与《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关系。二者是否属于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呢?如果是,在特殊法没有规定的情形下,或许可以援用一般法的规定。例如《民法通则》与《专利法》系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二者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或许都不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问题的角度)。然而,《专利法》中明确规定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法保护,所以,植物新品种不属于《专利法》保护对象,也很难说《专利法》与《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具有一般法和特殊法的关系。既然这样,运用《专利法》中的权利用尽原则来解释植物新品种的情形,似乎为法律所不容。但在法理上还是很有道理的。

因此,法院在运用“权利用尽原则”时,或许不能理解为:因《专利法》与《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具有一般法和特殊法的关系,故而《专利法》中的“权利用尽原则”可以运用到植物新品种侵权中。而应当理解为:由于《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的模糊,从目的解释(虽然比较法解释更妥贴,但我国法院是难以适用的)角度上分析,可以认为“权利用尽原则”同样适用于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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