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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的解释规则—以刘美丽诉万方数据库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为例
添加时间:2012-4-24 9:09:18     浏览次数:1551

作者:邓宏光

来源:http://www.xinanipr.com/content.php?id=1015

原载《中国版权》2009年第6期

被评为2008年中国知识产权十大新闻和中国十大法治新闻的千余名硕博士状告万方数据库侵害著作权案,已悄然落幕。该案预示着万方公司继续以几乎免费的价格,将每年毕业的四五十万篇硕博士学位论文收录数据库,并利用数据库谋取高额利润。《中国版权》2009年第2期邀请了法官、律师和学者分别撰文研讨,其中前两篇主要判决思路和代理意见的角度对该案进行分析,李琛博士则主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著作权法的视角对“授权声明”进行解释。本文以刘美丽案为例,主要从《合同法》的角度分析决定该案胜败的《授权声明》进行解读,并试图以该案为例,总结著作权合同的一些解释规则。

一、判决要旨与相关问题

刘美丽是该批案件中被判定驳回诉讼请求的188名原告之一。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是,她提交博士学位论文《重组绵羊朊蛋白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以下简称《重》文)时,在中国农业大学提供的《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称《授权声明》)上签了名。《授权声明》称,“本人完全了解中国农业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中国农业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法院认为,刘美丽的声明未对中国农业大学发表、传播《重》文的方式予以限制,也未禁止中国农业大学转授权。中国农业大学授权中信研究所将其所拥有的全部学位论文以有偿许可方式收录入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信研究所又通过合同授权给万方公司,因此,万方公司在数据库中收录《重》文的行为,获得了刘美丽的合法授权。据此,判定刘美丽败诉。

笔者认为,该判决中《授权声明》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推敲:1.刘美丽签署的《授权声明》,是否因意思表示瑕疵而可撤销?2.《授权声明》作为格式条款,是否因免除校方责任或排除学生主要权利而无效?3.《授权声明》是否因授权不明,而做对学生有利的解释?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总结和强调一些具有共性的著作权合同解释规则。

二、意思表示瑕疵与著作权授权合同的效力

法院在刘美丽案中未涉及《授权声明》是否因胁迫而可撤销。因此,在此仅从理论上进行推演,分析胁迫的认定及其对著作权授权合同的效力。

合同是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的有效要件。对于意思表示有瑕疵的合同,《合同法》根据情形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例如,《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由此,因胁迫签署的著作权授权合同是可撤销合同。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是指以非法加害或者不正当预告危害而使他人产生心理上的恐惧,并基于这种恐惧做出违背自己意志并迎合胁迫人的意思表示的行为。

刘美丽在诉讼中声称,该《授权声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了毕业能且只能签署这份《授权声明》。事实上,许多学校都将类似的《授权声明》作为提交学位论文的基本材料,工作人员往往告之,这些材料必须填写,否则不能答辩。在此,学校以不能答辩相要挟,学生为了毕业,只有乖乖就范,签署《授权声明》。虽然所有的合同都是在某种强制下缔结的,不仅没有完全自愿的合同,而且也没有完全自愿的选择。但如果这种强制是一种非法的,就构成胁迫。学校在学位管理过程中,有权也有义务将已通过答辩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分别寄送北京图书馆采访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国内文献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等,以供各单位查阅使用。学校在该权限范围内要求学生授权,是“依法”强制而非“非法”胁迫。然而,学校要求刘美丽签署的《授权声明》之核心内容是“同意中国农业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远远超出学校的管理权限,超出其权限的部分难逃“非法”胁迫之嫌疑。因此,刘美丽签署的《授权声明》是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是可撤销合同。

然而,刘美丽需要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合同法》第55条),而且应当以授位学校为被告单独提起撤销《授权声明》之诉(《合同法》第54条),同时,在诉讼必须证明胁迫之存在。刘美丽在提起该案诉讼时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且与母校情深义重,对簿公堂情何以堪,何况在诉讼中证明胁迫亦非易事。因此,《授权声明》虽可撤,刘美丽却未诉。

三、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与著作权授权条款的命运

著作权授权条款有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两种。在刘美丽案中,《授权声明》应为格式条款,对该条款的解读,应遵从格式条款的特别规定。

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为了避免拟定格式条款一方,滥用优势地位拟定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条款,《合同法》对格式条款适用一般无效规则外,还专门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第40条)。刘美丽签署的《授权声明》,是一种格式条款,它不仅排除她的主要权利,而且还免除学校的责任,因此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对于学位论文而言,学生是著作权人,《授权声明》中规定“同意中国农业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排除了刘美丽等人对其作品所享有的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主要权利。因此,该格式条款因排除对方(作者)的主要权利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学校作为学位论文被许可方,向许可人支付许可费是其主要责任。《授权声明》没有约定被许可费,绝大多数学生连名义上的学位论文许可费都没有得到。因此,《授权声明》因免除了学校支付许可费的主要责任而应被认定为无效。

四、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与著作权授权范围的界定

任何合同都不完备,都需要解释。格式合同更是如此,因为拟定方会尽可能的拟定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或者使用意义不明确的文字,以损害对方利益。为了平衡格式条款双方的利益。因此,“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合同法》第41条),成为规制拟定格式条款方滥用优势地位的重要措施。

《授权声明》中“同意中国农业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是案件的争论焦点。法院认为,该声明未对中国农业大学发表、传播《重》文的方式予以限制,故中国农业大学据此声明有权以将《重》文收录入数据库之方式发表、传播《重》文。笔者认为,这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精神,也不符合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著作权法》第26条的规定,“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这意味着,《著作权法》将著作权人视为合同当事人中的弱者,被许可人的权利,以合同明确为限。“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未明确约定使用方式和手段,而作品的不同使用方式和手段,就是不同的著作权权利,如出版、表演、广播、信息网络传播、展览等发表和传播方式,都是作者不同的权利。根据《著作权法》第26条的规定和精神,《授权声明》中约定不明的使用方式,即为约定不明的权利,自然应保留给作者。另外,《授权条款》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理解时,应当采取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如果条文在适用范围上不明确,应采取严格解释规则,从“最狭义”的含义进行解释,而不得采用类推或扩张适用某些条文的适用范围的方法进行解释。因此,不管是《著作权法》的适用,还是从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出发,《授权声明》中“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都应当作对学生有利的解释。然而,法院却按照“未明确限定的权利(使用方式),被许可人可自由行使”逻辑思路,显然背离了《著作权法》和《合同法》的规定和精神。

同理,法院因《授权声明》未涉及到转授权,认定刘美丽并未禁止中国农业大学转授权,从而推导出可以转授权,其思路亦值得商榷。首先,《授权声明》很明确的指出了行使著作权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农业大学,因为授权声明为:“同意中国农业大学……发表、传播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行为主体非常明确,只能是中国农业大学,而不是其他组织。转授权后,其行为主体不再是《授权声明》中明确指出的中国农业大学,不符合当事人订约时的本意。其次,判决书以“因中国农业大学并非从事发表、传播作品工作的媒体,其对《重》文进行发表、传播通常需通过授权他人之方式”为理由,推导出“该声明应解释为刘美丽并未禁止中国农业大学转授权”,逻辑不严谨。中国农业大学不是专门从事发表传播作品的媒体,但它有学报和出版社这些传播平台,它完全可以自己来发表和传播作品,更何况在出版和学报刊载外还有举不胜举的发表和传播途径。另外,“通常需通过授权他人之方式”也不是转授权的充分条件。最后,按照未明确约定的权利保留给著作权人之立法精神,以及《合同法》规定的对格式条款作严格解释和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规则,应当认定未明确同意转授权则视为不同意转授权。

五、著作权合同解释的共同规则与特别原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美丽所签署的《授权声明》是被胁迫而订立的合同,是可撤销的合同,而且《授权声明》因违反格式条款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对于《授权声明》中约定不明部分,亦应作对学生有利的解释。这种理论结果显然与法院判决实践相去甚远,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法院对著作权合同解释规则的违反。

著作权合同的解释,一方面应遵从合同解释的共同规则,如文本解释原则(即按合同所使用的词句解释)、上下文解释原则(即按合同的有关条款进行解释)、合同目的解释原则、交易习惯解释原则等,通过这些解释原则来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另外,对格式条款采取通常理解解释和对条款提供者不利的解释规则,以限制格式条款提供者滥用优势地位。此外,著作权合同的解释也有其特殊性。

普通合同以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意思自治为理论基础。然而,作者在经济上通常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的传播者而言,其谈判能力非常有限,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沦落为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就像刘美丽案所反映出来的,每年几十万硕博士毕业生因为被迫与授位学校签署《授权声明》,其皓首穷经写成的学位论文,几乎被万方等数据库以免费的代价收入囊中,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合同平等和合同自由已沦为经济强势者恣意妄为的庇护伞。在由于合同平等受到干扰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为经济自由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我国《著作权法》应当正视著作权人与传播者市场力量的不平衡,需进一步完善制度,以维持作者权益的基本底线。在司法上,法院同样应关照作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事实,从“著作权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权利归属于作者”的《著作权法》立法精神出发,引申和发展出对著作权合同作有利于作者的解释之特殊规则,以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

 

 参见2008年12月26日《人民法院报》第1版“二O0八十大法治新闻系列评选揭晓”,2009年1月14日《中国新闻出版报》第6版“2008知识产权十大新闻出炉”。

 万方以向校方支付每篇博士论文50元、每篇硕士论文30元的代价收录学位论文,对外则向客户以每篇学位论文收取2元的“开发成本费”。据推测,万方公司在学位论文数据库产品方面的销售收入已达亿元(何春中:“千余硕博士学位论文遭侵权调查:谁吞噬学子心血”《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26日)。

 《中国版权》2009年第2期刊发了三篇文章:刁云芸:“文字作品继受著作权人取得授权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李孝霖:“千余博硕士诉万方公司侵犯学位论文著作权案件争议焦点辨析”,李琛:“评‘万方案’判决对学位论文授权声明的解释”。

(2008)海民初字第8805号。

 李永军:《合同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页。

 P.S.阿狄亚:《合同法导论》,赵旭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14页。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寄送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的通知”[(84)学位办字011号]。

 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312页。

 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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