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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若干问题
添加时间:2014-1-1 22:06:22     浏览次数:938

作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了一定数量的驰名商标,保护了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在审结的案件中也反映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对驰名商标法律制度设立的目的认识不清、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原则模糊、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标准和尺度不统一等。外界对于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已提出了负面评价,认为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已出现草率和过滥的势头,由此会淡化社会公众对驰名商标的信赖,进而损害整个驰名商标保护机制。[1]本文旨在通过对实际案例中反映出的问题人手,提出解决司法实践难题的对策,以求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和保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避免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异化。

驰名商标保护制度最初的设立目的在于防止消费者的误认误购,兼顾驰名商标权利人的权益和消费者利益。但是当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非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并且不以混淆为前提时,其保护的重点已转移至驰名商标所承载的商誉和所起到的表彰功能。避免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联想,或冲淡商标显著性、减弱商业信誉以及制止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成为驰名商标制度的另一重要职能。[2]

一、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性质

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多数案件的原告均将确认驰名商标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提出,人民法院在认定原告主张的商标构成驰名时,面对当事人的这一诉讼请求的回应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结果:第一,将认定某商标为驰名商标写人判决书主文,[3]这是目前的主流;第二,在判理部分表示对原告提出的驰名商标认定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在判决主文中并未提及;[4]第三,在判决主文驳回原告提出的确认驰名商标的诉讼请求;[5]第四,对原告的这一诉讼请求不予理睬,[6]既不支持亦不驳斥,无法看出这些法院的态度。以上分歧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于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对于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性质认识不清,因此,正确认识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性质是解决应否在判决主文中认定驰名商标的基础。

在前述案件中,除人民法院在判理部分论及驰名商标认定问题时,无论最终是否在判决主文中进行了认定,其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性质多界定为事实认定的范畴。这一观点已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于2007年1月18日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对达到驰名度的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只是依法给予特别保护的前提事实,属于案件事实认定范畴。[7]

有人提出,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属于一种法律评价,系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的一种法律上的认识,这一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驰名商标认定确实需要法官综合方方面面的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来对商标是否驰名进行认定,但是这种认定仍旧是对一种客观事实状态的认定,并未脱离事实的范畴,因此,法律评价说与事实认定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此外,驰名商标属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一,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是法院进行司法裁判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或环节,属于对法律构成要件的认定,与认定其他的法律构成要件并无不同,故不应当在判决主文中进行认定。

既然将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性质界定为事实认定,那么就不适于在判决书的主文中予以认定。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驰名商标的司法解释中增加驳回原告认定驰名商标诉讼请求的规定。

二、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域名解释》)中,提出了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对驰名商标进行认定的原则,这就是所谓的被动认定、个案认定。2007年1月,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曹建明副院长提出了根据案件需要认定驰名商标的原则,从中可以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态度,即在认定上应当持有审慎的态度,遵循被动认定、个案认定和按需认定的原则,避免驰名商标司法保护制度被滥用。

(一)被动认定原则

驰名商标的认定方式可以分为主动认定和被动认定两种。主动认定又称事前认定,是指在不存在纠纷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根据商标权利人的请求,对商标是否驰名进行认定。被动认定,又称事后认定,是在发生商标权纠纷后,有关部门应商标权利人的请求,对商标是否驰名进行认定。事先认定的缺点是驰名商标的驰名与否随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不稳定性,可能该商标已经销声匿迹了但仍旧戴着“驰名”的光环。事后认定可以避免这些不足,所以是各国普遍采用的认定原则。[8]

我国1996年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采取了主动认定的方式。1998年国家工商局修改了《暂行规定》,改变了对驰名商标批量认定、集中管理的做法,转而采取“以主动认定为主、被动认定为辅”的模式。[9]2003年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则采取了被动认定的原则。在司法程序中,基于司法权的中立性和被动性,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被动认定的原则,即只有在当事人明确提出驰名商标认定的事实请求时,法院才予以考虑认定,当事人没有提出该项事实请求,法院不应主动进行认定。实践中,除个别法院在早期的案件中存在当事人未主张认定驰名商标却主动予以认定的以外,多数法院基本能够较好地执行被动认定的原则。

(二)个案有效原则

个案有效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等民事纠纷案件中认定的驰名商标,仅涉及个案的事实,仅对个案的判决具有效力,并不必然对其他案件产生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均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那么,个案有效原则与以上规定是否存在矛盾就有进行讨论的必要。

首先,由于商标的使用情况是随时变化的,商标的知名度及其承载的商誉也是随之变化的,彼时驰名未必意味着此时驰名,故其他案件中基于特定时间和事实认定的驰名状态,并不能当然地适用于本案,这是个案有效原则存在的基础。其次,民事诉讼奉行辩论主义与处分原则,判决以当事人之间的辩论为基础。如果判决任意拘束第三者,会不当地侵犯第三者享有的诉讼程序保障权,并可能损害其正当的实体权益。[10]因此,既判力应仅及于案件当事人。

由以上分析可知,个案有效原则与生效裁判认定事实的拘束力并不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在商标法司法解释第22条第3款中对此作出了折衷的规定,即当事人对曾经被行政主管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请求保护,对方当事人对涉及商标驰名不持异议,人民法院则不再审查。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商标法》第14条进行审查。可见,最高法院采取的是一种有限的个案有效原则。此外,《商标法》第14条将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作为驰名商标认定应考虑的因素,这一规定亦使得驰名商标的个案有效原则仅是一种相对的个案有效,在先案件中驰名商标的认定对于其他案件能否认定驰名商标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三)按需认定原则

按需认定反映了认定驰名商标必要性的问题,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在其他法律途径无法得到救济,需要运用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情况下,对涉案商标是否构成驰名进行认定。在目前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多被企业作为广告宣传和获取荣誉手段的情况下,按需认定原则的确立更多地用于避免驰名商标认定的异化和防止商标权的滥用,因此,这一原则的适用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按需认定作为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一项原则,长期以来并未确立起具体的应用规则,使得该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在不需要跨类保护时认定驰名商标。这里又可以区别为以下两种情况。其一为原告主张的法律规范正确,即主张适用的是相同、类似商品上保护的规定,认定驰名在侵权与否的判定上没有意义。‘如在“七喜’,商标案[11]中,原告七喜股份公司的“七喜”商标核定使用于“计算机整机及其周边设备”,被告在其生产、销售的电脑配用的音箱上使用了原告的“七喜”商标。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的行为属在同行业的类似产品上使用原告驰名商标的行为,并依据《商标法》第14条、第52条第1款第(1)项、第(5)项、《商标解释》第22条等规定,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在“翠微”商标案[12]中,亦存在同样的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原告主张的法律规范错误,即主张跨类保护,但实际上属于相同、类似商品上保护的问题,明显不应该适用跨类保护的法律规范,认定驰名商标同样没有意义。如涉及“萍果牌”的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中,引证商标“萍果牌”与被异议商标“苹果男人”均涉及服装类商品,商标评审委员会适用《商标法》第13条的规定认定引证商标为驰名商标,并裁定对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一审法院维持了这一结论。二审法院虽然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但是引入了《商标法》第28条即相同、类似商品上保护的规定。[13]

由于驰名商标的认定是解决案件的事实基础,如果对于案件解决没有必要,就不应该进行认定。从这个角度出发,适用排除法,列举对案件解决无必要的情形似乎更具有实践意义。根据按需认定原则的精神,我们认为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没有必要认定驰名商标。

其一,原告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与被告产品属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且原告主张适用的法律规范亦非跨类保护的规定,则无需认定驰名商标。其二,在不具备其他侵权构成要件,无论是否认定驰名商标均不构成侵权时,则无需认定驰名商标。如《商标解释》第1条第(2)项规定了侵犯商标权行为的4项构成要件,这意味着只要缺少一个构成要件,被告的行为即不构成侵权,也就没有必要对是否构成驰名商标进行认定。其三,除请求认定驰名的注册商标外,原告在被控侵权行为涉及的商品或服务上有注册商标的,可以该注册商标为主张权利的依据,没有必要进行跨类保护,不予认定驰名商标。亦有学者支持这一观点,提出只有某个具备驰名商标条件的商标作为一般商标难以得到《商标法》的有效救济和保护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驰名商标的认定,以寻求法律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14]如“旺旺”商标案中,原告主张权利的商标为食品上的“旺旺”商标,被告系在润滑油上使用了原告的商标,原告因此请求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在审理中,法院发现原告在润滑油商品上已注册了“旺旺”商标,可以该商标请求保护,而没有认定驰名商标的必要,故向原告进行了释明,原告撤回了起诉。[15]但是,在原告拒绝变更的情况下,法院应如何处理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四,在主张和适用其他法律规范能够解决纠纷、保护原告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无需认定商标驰名。驰名商标的认定在解决商标一与域名、商标与企业名称、未注册商标保护方面具有一定的法律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一旦发生上述纠纷,就只能通过认定驰名商标来解决。例如在“FK”商标案[16]中,“FK”商标是原告注册并使用于轴承产品上的商标。被告在互联网上注册了www.fk-equipment.com域名,在使用该域名的网页“产品展示”栏目中,展示的的产品有轴承系列、工具系列和车床系列等产品。在仅适用《商标解释》第1条第(3)项就能保护原告合法权利情况下,通过认定驰名商标进行保护已无必要。其五,原告主张认定多个商标为驰名商标,当认定其中一个商标为驰名即可保护原告权益时,没有必要对其他商标是否驰名进行认定。在实践中,很多原告为达到其目的主张多个商标为驰名商标,如“飞毛腿”商标案[17]中,原告主张权利的是3个商标,只要其中一个商标构成驰名即可实现原告的诉讼目的,但法院仍认定3个商标均构成驰名,此时对其他商标是否驰名的认定已无必要。

(四)保护公众利益原则

驰名商标在禁用权上的扩张,意味着对他人使用商标行为的限制。因此,驰名商标认定不仅涉及到商标权人的利益,而且还影响其他市场主体、甚至消费者的利益。现阶段,神化驰名商标的认识和做法还普遍存在,法院在认定驰名商标更应严谨慎重,在保护驰名商标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也要保护社会公众及消费者的利益,注意平衡多方利益关系。尤其是实践中,已发现当事人通过制造诉讼以达到认定驰名商标目的的现象,人民法院更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因此,在驰名商标的认定中,法院应当采取职权主义模式,避免当事人主义带来的弊端,弱化被告直接认可事实和原告证据的作用。被告的答辩和质证意见有利于原告时,不应对驰名商标认定产生决定影响,因为该被告的意见已不仅仅涉及对其私权的处分,而且会影响到其他涉及相同驰名商标认定案件的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即使被告认可商标权人的主张和证据,甚至认可商标具有驰名性,法院仍应当依职权查明。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无论被告有无异议,法院均应当核对证据的原件,对于当事人自行统计的生产、销售数据及广告宣传的范围等,如无相关证据佐证,即使对方当事人无异议也不应予以认可。

三、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标准

(一)驰名商标概念

《巴黎公约》、《TRIPs协议》等一些主要的国际公约和协定均没有明确驰名商标的含义,世界各国均遵循自己对驰名商标使用的需要而赋予驰名商标不同的含义。[18]我国《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亦未对驰名商标进行解释性规定。2003年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将驰名商标定义为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我们认为该定义可以用于确定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有人对“广为知晓”标准提出质疑,认为判断商标是否驰名应考虑的是“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对驰名商标知名度的要求并非仅为“知晓”,而是具有一定的程度标准,“广为知晓”的标准并没有对知晓程度进行限定。其实,知晓的广泛性对于驰名已足矣,只要相关公众知道有关商标的标识、该标识所标示的商品及商品的来源即可,而没有必要要求相关公众对该商标有更详尽的认识和了解。

有人提出,只要满足了知名度的要求,即可以认定为驰名商标,没有必要强调商标的美誉度即“较高声誉”,《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亦无此要求。但是,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我国《商标法》的立法宗旨包括“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声誉”,对于使用商标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及商标信誉作出了规定。既然我国对普通商标都有质量和信誉的要求,对于驰名商标的要求应当高于普通商标,即不仅要有广泛的知名度,而且应当具有较高的声誉。驰名商标保护的本质是对该商标承载的商誉的保护。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未必就是应当受到《商标法》更强有力保护的理由。[19]

(二)认定驰名商标的时间点与地域范围

1.时间点。认定驰名商标的时间点应当以争议事实前或争议事实发生时为准。就因商标注册发生的纠纷而言,应当以涉案商标注册申请日为判断权利人商标是否驰名的节点。就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而言,应当以被控侵权行为发生时、被控域名注册时、被控企业名称注册时为判断商标是否驰名的节点。

2.地域范围。就地域而言,应当限于我国境内。《巴黎公约》对于构成驰名商标的地域范围明确限定在商标注册国或者使用国。WIPO保护驰名商标联合建议则明确将要求保护国作为驰名发生地。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与此一致,在“stussv”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中,原告主张《巴黎公约》对于驰名商标的保护并未限定于所在国范围内,原告的商标在国外构成驰名,因此在中国应当受到保护。对于这一主张,法院认为:“商标保护受严格的地域限制,即在各个国家的保护是相互独立的,只有在某一国家申请注册或者进行了实际使用,才存在受该国家商标法保护的可能。对于驰名商标的保护同样受地域限制,只有在所在国构成驰名商标时,才能受到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巴黎公约》对于构成驰名商标的地域范围已明确限定在商标注册国或者使用国,故原告关于《巴黎公约》对于驰名商标的保护并未限定于所在国范围内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权利人的商标欲获得我国《商标法》驰名商标的保护,须以在我国境内驰名为条件。即使权利人的商标在我国域外驰名,该事实亦不能当然地成为认定域内驰名的依据和证据。

就我国领域的多大范围内为相关公众知晓即可构成广为知晓亦是应该明确的问题。由于对于驰名商标的知晓范围存在广度的要求,所以至少应当是国内大部分地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庞大,故驰名商标认定在地域范围上不应片面求全,应当综合我国的人口、地域、商标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行业及市场等因素进行认定。对于生产、销售、使用均无地域限制的普通生活消费品和工业品,应当侧重地域范围的广度,以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驰名为标准。而对于生产、使用有特定地域要求的产品,则不应过分强调全国大部分地区,只需考虑涉及该产品的销售、使用的行业和重点区域即可。

对于仅在某特定区域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不应认定为驰名商标。如前述“翠微”,商标案,一审法院认为至少“翠微”商标在北京地区内应为驰名商标。这类商标虽然在本地具有较高知名度,但是其辐射范围有限,超出其特定行政区域,其商标无知名度可言,如果对这种商标予以特殊保护,不仅不能实现保护驰名商标的目的,反而会产生限制其他企业发展的不正当竞争后果。因此,不能因在本地有较高知名度就给予驰名商标保护,权利人可以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保护。

(三)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的因素

《商标法》第14条规定对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的因素进行了规定,是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一规定非常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导致执法的标准和尺度不一。实践中对于《商标法》第14条各项因素在认定驰名商标中的作用和地位,就存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以“康力”商标案[21]为代表,该案法官认为:根据该条“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的措辞,一个商标要被认定为驰名必须符合14条规定。另一种观点以前述“博山牌及图”商标案为代表,认为《商标法》第14条规定的作用只是帮助法院在个案中作出推理和判断的指导条文,认定驰名商标不以该商标必须满足该条规定的全部要素为前提。这一观点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商标法》第14条只是列出了认定驰名商标至少应当考虑到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的服务目的在于证明商标具有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知名度和较高的声誉,只要达到了这个标准即可以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而通过哪些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并不是那么重要,因次,认定驰名商标不应以该商标必须满足该条规定的全部因素为前提。

此外,《商标法》第14条虽然规定了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的因素,但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

1.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

在解决了知晓程度之后,在这里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认识相关公众。最高人民法院在商标法司法解释中规定,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按照该规定,不同性质、用途、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相关公众的范围是不同的,例如日常消费品和用于特定行业领域内产品。

存在问题的是对于“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与其他项因素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对《商标法》第14条的第(一)、(二)、(三)项的举证责任是并列的,而不是选择性的,权利人只要在其中某个因素上举证不能,驰名的事实就不能认定。[22]另一种观点认为《商标法》第14条第(二)至(四)项因素实质是为了证明商标的知晓程度,故知晓程度因素无需单独证明。[23]从第(二)至(四)项因素的规定可以看出,商标的持续使用时间、宣传持续时间及程度和地理范围、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等确实可以用于推知该商标在相关公众中的知晓程度,当事人没有必要单独就相关公众中的知晓程度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以第二种观点更趋合理。但是如果原告有单独的证据证明该商标在相关公众中的知晓程度,如提供市场调查报告类证据,亦应当允许。实践中,当事人为证明相关公众的知晓程度,有的向法院申请委托调查机构进行社会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法院根据调查报告对知晓程度进行评判。我们认为,被调查群体的选择、调查方式、调查问卷的设计等因素均影响了调查报告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同时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调查报告模式化、结论通常有利于委托人等问题,故对于调查报告应当慎重对待,将其作为参考因素、佐证因素比较合适。根据《商标法》第14条第(二)至(四)项不能得出该商标驰名的事实结论的时候,不能仅凭社会调查报告来认定该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声誉度。

2.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

在实践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商标是否必须在商业流通中使用于具体的商品上才能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如在“伟哥”商标案中,原告辉瑞公司主张“伟哥”系其未注册驰名商标,但原告从未实际使用过该商标,被告以此作为一个抗辩理由否定原告的驰名主张。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在TRIPs协议中已有定论,该协议第16条第2款明确要求各成员在决定商标是否驰名时,应当考虑商标促销(而不一定是使用)在该国产生的知名度。[24]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法院之间仍存在分歧,如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只有实际使用的商标才可能被认定为驰名商标,[25]河南省高级法院则持反对的观点。[26]在讨论哪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时,关键在于未实际使用的商标是否可以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具有较高声誉。在现代广告业如此发达、广告媒体众多、手段多样的今天,商标可以仅仅通过广告的形式就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因此,未实际使用的商标同样可以获得很高的知名度。那么,未实际使用的商标能够具有较高声誉吗?一般而言,投人实际使用的商标可以通过市场占有率、销售数量、获奖情况等证明商标的声誉,而未实际使用的商标因无法取得这方面的证据而存在证明上的困难。但是是否未实际使用的商标就一定不会具有较高的声誉?如果一个企业具有很高的声誉和良好的信誉,其企业持有多个驰名商标,为相关公众信任。此时,该企业设计了一个新的商标,并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来获取知名度,实际上,这个企业积累的声誉和信誉是可以转移到这一新商标之上的,因此未实际使用的商标可以具有较高的声誉。联想集团以“lenovo”商标替代“legend”商标就是典型的例证。如果对未实际使用的商标不予保护,不仅不利于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有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

不强调商标的实际使用,并不意味着在驰名商标认定时无需考虑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一般而言,商标只有经过较为持续的使用才能为相关公众所熟知,才能建立其相应的商标声誉,才谈得上知名度和美誉度。因此,实践中,在其他因素的证据较弱时,可以要求至少连续使用3年以上。

3.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

广告对于商标的知名度影响最为广泛。实践中主要应考虑广告的形式、广告的投放量、广告的覆盖面和覆盖率、广告的持续时间及广告的媒体等级等。认定驰名商标,一般要求广告的覆盖面达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广告时间要持续,广告的形式要多样,广告的投放量应在同行业中处于前列。《商标法》的这项规定与TriPs协议的第16条之二对应。16条之二规定在确定一商标是否驰名时,各成员应考虑到该商标在相关部门为公众所了解的程度,包括该商标因宣传而在该有关成员获得的知名度。

4.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

驰名商标认定虽然遵循个案有效原则,不必然延伸至其他案件,但其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记录,可以在该案中作为认定商标驰名的参考。

5.认定商标的美誉度

商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者应当是统一的,通常是相辅相成的,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其代表的商品通常也具较高美誉度,缺乏美誉度的知名度必然为市场所淘汰,不会长久。虽然《商标法》第14条没有明确提到美誉度因素,但是因驰名商标应具有较高的声誉,因此,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应当考虑美誉度的因素。实践中,当事人通常会提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授予的各种名谓的荣誉称呼、获奖证书等。在当前评奖泛滥、缺乏监督、缺乏公信力的社会环境下,法院应当注意甄别,剔除水分,结合其他客观因素综合考虑。

6.认定驰名商标的其他因素

这些因素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该商标商品的产销量、销售收入、利润、销售区域、市场占有率等;该商标被假冒仿冒侵权的情况,从商标被侵权的情况可以反推该商标的市场知名度和为相关公众知晓的程度。

注释:

*此文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度院级调研课题报告的部分内容。此外,报告中也考虑和吸收了知识产权庭其他审判人员对报告初稿提出的一些建设性意见。文中未注明出处的观点,均系课题组成员提出。课题组组长:宿迟;负责人:杨柏勇;成员:姜颖、江建中、芮松艳、周云川、佟妹、乔平;执笔:姜颖、乔平。

[1]王克先:“谈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不足与完善”,载《律师与法制》2006年第12期。

[2]曾陈明汝:《商标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3]参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武知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淄民三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银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桂市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行初字第9科号行政判决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成民初字第697号民事判决书;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兰法民三初字第H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民初字第11352号民事判决书。

[6]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闺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襄中民二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

[7]田雨:《曹建明:依法认定驰名商标推动实施名牌推进战略》,载新华网2007年1月31日。

[8]吕昊:“,名商标认定制度的完善”,载《中华商标》2006年第6期。

[9]同注[1]。

[10]翁晓斌:“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范围研究”,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

[11]参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06)汉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

[1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363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中民终字第14387号民事判决书。

[13]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一中行初字第692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高行终字第119号行政判决书。

[14]李顺德:“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载《中华商标》2007年第2期。

[15]“朝阳法院审结业京旺旺公司请求认定‘旺旺’驰名商标案”,载北京法院网2007年10月9日。

[16]参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十知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17]参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南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18]同注[8]。

[19]杨叶玻:“商标权客体是商标所承载的商誉——兼谈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载《中华商标》2007年第2期。

[20]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行初字第209号行政判决书。

[21]维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滩民三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

[22]蒋伟平、陆超:“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三原贝”载《中华商标》2005年第6期。

[23]黄从珍:“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研究”,载《福建法学》2005年第4期。

[24]黄晖:《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2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北京市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案件情况的报告》。

[26]全国部分省市法院驰名商标司法保护座谈会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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