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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毅与北京大恒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抗诉案
添加时间:2013-5-13 18:49:57     浏览次数:1576

[抗诉机关和受诉法院]

抗诉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

受诉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姚毅。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大恒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姚毅于1995年独立研制开发完成英文名称为“Anti—Tumor ExpertSystem”的软件(以下简称ATES,中文名称译为“艾特医斯三维肿瘤放射治疗计划系统”,简称“艾特医斯放疗计划系统”),并于1995年9月开始临床试用。1996年1月20日,姚毅向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办公室申请ATES软件著作权登记,并于1996年12月30日获准登记,登记号为960447,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编号为软著登字第0001529号,姚毅自 1996年1月20日起在法定的期限内享有该软件的著作权。

姚毅于1995年在美国成立个人独资公司美国拓能(TOPSLANE)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国拓能公司),从事放射治疗系统软件的研究和开发。姚毅以美国拓能公司的名义将 ATES软件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进行登记,1997年8月 5日获准登记,注册号为K963451,其《安全性与有效性小结》中软件的通用或常规名称为放射治疗计划系统,专有名称为ATES;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致函及另一份材料中的设备名称为抗癌放射治疗计划系统(ARTP)。姚毅称该登记申请自1996年8月28日提出,原申请的是ATES软件,应FDA的要求,名称改为“Anti— Tumor Radiation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英文名简称改写为“ARTP”,所以在一个登记号中出现了两个软件名称。

1999年1月10日,姚毅向中国版权局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办公室申请软件名称为“全身立体放射治疗计划系统(以下简称 ARTP)V1.2”的著作权登记,并于2000年8月10日获准登记,登记证书编号为软著登字第0005538号,姚毅自1999年1月10日起在法定的期限内享有该软件的著作权。2000年12月10日,姚毅再次申请ARTP软件V1.3的著作权登记,并于2001年5月22日获准登记,证书编号为软著登字第0008363号。

1996年12月12日,北京大恒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恒公司,甲方)与美国拓能公司(乙方)就ATES软件进行合作,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大恒公司下设立北京分公司;分公司有自主经营权益,实行独立账户、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分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甲方指派一人任分公司总经理,乙方指派一人任分公司副总经理;分公司如合作不成功,乙方将无条件收回产品使用权;合作期限暂定3年。凡属于分公司开发之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甲乙双方应切实做好分公司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确保其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任何一方,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将产品机密(软件)向外扩散,如发现有任何侵权行为,另一方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该协议书对双方的责任作了约定,甲方责任主要为负责分公司产品的市场开拓业务、协助做好分公司产品的售前及售后服务、负责分公司运作流动资金的筹集等。乙方责任为负责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新产品开发, 1996年度引进的三维全身肿瘤放射治疗计划系统(TPS)的中国地区产品使用权属于分公司独家所用、负责分公司产品的一切技术支持、开拓产品的国外市场等。同日,双方还就该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利益分配条款签订了《备忘录》。

合作协议中的TPS即ATES,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在双方协议设立的北京分公司中,姚毅任副总经理。在双方正式订立合作协议前,大恒公司的宣传材料上列有STAR— 1000X—刀与STAR—1000,并且注明STAR—1000获美国FDA软件登记注册,申请号为K963451。 《中国医药报》1996年11月7日发布了关于“国产X—刀性能达世界先进水平”的报道,该报,道载明:STAR—1000三维全身放射治疗计划系统(TPS)软件统是x—刀系统的核心部分悉,已获美国FDA注册,并获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健康报》在1996年11月14日也发布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报道。

1998年1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止合作协议书的《备忘录》。姚毅在任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报销过部分交通费和通信费。

大恒公司工作人员冯宁远证明:1996年11月开始,我负责编写STAR—1000软件的操作手册,以便用户规范使用。为加快工作进度,大恒公司把一套STAR—1000设备放在我家。1997年10月的一天,姚毅来电话通知我下午有他一个亲戚来取设备,以便参加一个学术会急用。下午2时许,姚毅派人来装箱用车运走。下午5点左右,大恒公司史荣经理来电话询问设备去向,我才得知此事未经大恒公司同意。当时姚毅取走的这套设备(包括工作站及硬盘和软件、手册复印件等一套)已经解决了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等问题,能够投入临床使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以下简称中关村派出所)证明:1998年6月1日下午,大恒公司向我所报案被姚毅诈骗,我所将姚毅抓到我所经审查查明,此事不构成诈骗,后经调解,姚毅同意将从冯宁远教授处拿走的大恒公司STAR—1000三维系统硬件、软件等物归还大恒公司。

2000年3月1日,大恒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成都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拓能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4医院(以下简称304医院),称:我公司于1996年年底至 1997年10月间开发完成了STAR—1000三维立体放疗计划系统,

1997年10月25日,曾与我公司合作的姚毅将我公司STAR—1000放疗计划系统、编写操作手册的一台工作站(含程序)及已完成的操作手册擅自拿走;后姚毅成立成都拓能公司,销售使用上述软件的产品,只是将名称变更为“全身立体放射治疗专家系统”或“立体放射治疗专家系统”或ARTP,并与304医院合作,获取了巨额利润。要求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以下简称此案为海淀案)。

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受海淀区人民法院委托,就案件中的有关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并于2000年9月5日作出了国科知鉴字(2000)21号技术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是: (1)成都拓能公司光碟上记载的源程序与姚毅在软件登记中心登记备案的42页源程序不完全相同;(2)304医院软件程序与成都拓能公司软件程序的164个文件中,有157个文件相同; (3)成都拓能公司软件程序与大恒公司软件程序的162个文件中,有151个文件相同; (4)304医院软件程序与大恒公司软件程序的329个文件中,有 289个文件相同,该两软件程序的目录结构相同;(5)《全身立体放射治疗专家系统用户手册》与《三维放疗设计系统用户手册》基本相同。其中,关于成都拓能公司光碟上记载的源程序与姚毅申请登记的ATES软件源程序经对比,该源程序与成都拓能公司光碟上记载的源程序不完全相同,不相同的部分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程序内容的添加、删除或改变;变量名的改变;版权注释时间由“Topslane,1994,1995”改为“Topslane,1986—2005”;个别程序行后添加“3/29/97yao''’的注释。以上不完全相同的程序行及注释约占总行数的25%以上。

在该案审理中,大恒公司和姚毅均认可海淀区法院所审案件的鉴定报告中使用的成都拓能公司软件源程序即ARTP软件的源程序。2000年3月10日,海淀区法院对304医院所使用的由成都拓能公司销售的“立体放射治疗专家系统”进行勘验和证据保全时,进入系统所输入口令由大恒公司提供。

2000年6月,姚毅以大恒公司STAR—1000侵犯其ATES软件著作权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后姚毅撤诉。2001年4月姚毅重新起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作出 (2001)一中知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02号判决),以大恒公司STAR—1000软件与ATES软件缺乏比对,侵权的根据不足为由,驳回姚毅的诉讼请求。姚毅不服上诉,后又撤回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该判决生效(以下简称此案为102号案)。

2002年2月4日,大恒公司起诉姚毅,称:本公司的STAR— 1000软件于1997年10月开发完成,姚毅作为大恒公司员工参加了部分开发工作,其开发行为应属职务行为,成果应为原告所有;姚毅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拿走STAR—1000软件并改称为ARTP,要求确认姚毅的ARTP软件为大恒公司所有。姚毅答辩称:ATES软件和ARTP软件均经过登记,本人享有著作权;大恒公司没有开发 STAR—1000软件的事实根据。

诉讼中,姚毅以计算机软件源程序为诉争软件的核心机密,属于其商业秘密为由,提出了如下保密申请: (1)诉争软件的源程序不提供给对方当事人; (2)诉争软件的源程序不公开勘验; (3)诉争软件的源程序不公开质证。二审合议庭要求姚毅明确回答是否同意将全部源程序和鉴定报告的附件一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不公开质证,姚毅明确表示,如果要进行质证,必须由大恒公司提供其自己的源程序以与姚毅的源程序进行对比。本案一审中,一审法院依据大恒公司的申请调取了102号案件中大恒公司已经提交的10份证据,并对上述10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原审裁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了(2002)一中民初字第1050号民事判决,认为:

1.关于ARTP与STAR—1000是否系同一软件的问题。依据《技术鉴定报告书》,且姚毅与大恒公司在一审审理中也明确表示本案诉争的ARTP与STAR—1000系同一软件,故认定ARTP与 STAR—1000系同一软件。

2.关于姚毅主张ARTP与ATES系同一软件的问题。由于《技术鉴定报告书》载明的有关内容证明姚毅备案的ATES软件的源程序与成都拓能公司光碟上记载的相应源程序(ARTP)并不完全相同。姚毅以保密为由,拒绝法院将诉争软件的ARTP源程序与 ATES软件源程序间不相同内容的比对材料即反诉证据九提供大恒公司,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故不能认定ATES与ARTP系同一软件。由于姚毅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ARTP与ATES系同一软件,故对姚毅要求确认其为ARTP软件著作权人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3.大恒公司关于姚毅在其分公司的工作属于职务行为,成果应归大恒公司所有的本诉主张。由于大恒公司主张双方诉争的AR- TP软件最终完成于1997年10月,故本案应适用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综合大恒公司在102号案中提交的用以证明其STAR— 1000软件系其独立开发完成的证据,STAR—1000三维立体放疗计划设计系统软件系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独立开发完成。本案原告大恒公司作为该软件著作权的合法受让人,依法享有该软件的全部著作权。由于本案诉争的ARTP软件与STAR—1000三维立体放疗计划设计系统软件系同一软件,故大恒公司依法享有ARTP软件的全部著作权。

基于上述理由,判决:一、“STAR—1000三维放疗计划设计系统”即“全身立体放射治疗计划系统” (简称ARTP)软件的著作权归大恒公司所有;二、驳回大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姚毅的反诉诉讼请求。

姚毅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 (2003)高民终字第555号民事判决,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认为ARTP软件、STAR—1000软件系同一软件,双方主张对上述软件享有著作权的证据均为海淀案中关于成都拓能公司软件与大恒公司软件基本相同这一结论,故可以认定,ARTP软件、STAR—1000软件、成都拓能公司软件系基本相同的软件。

FDAK963451批准证书下的审批文件载明的名称虽为ARTP,但没有ARTP软件程序的具体内容,且该批准文号下的申请文件是有关ATE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小结》的;ATES的源程序有60万行,而ARTP或STAR—1000的源程序有100多万行;《技术鉴定报告》的附件一仅以在软件登记部门备案的ATES的42页约1000行的源程序与ARTP的相应部分进行对比;姚毅称已向海淀区法院提供了ARTP的源程序,并坚持对ARTP源程序的质证必须以与大恒公司的源程序进行对比为前提,但在大恒公司有证据证明姚毅持有的源程序系从大恒公司拿走的软件源程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姚毅提供给海淀区法院的ARTP源程序进行质证,故无法确认姚毅提供给海淀区法院的ARTP源程序的具体内容。综合上述事实,虽可认定ARTP软件在开发过程中使用了ATES软件的有关内容,但尚不能认定ARTP软件主要是在ATES软件的基础上开发完成的,不能得出ARTP与ATES是同一软件或ARTP是在ATES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升级版的结论。因此,姚毅以ARTP软件系ATES软件的升级版为由,主张对ARTP软件享有著作权,缺乏事实依据。大恒公司印有姚毅的FDAK963451的申请号和获软件著作权登记的 STAR—1000的宣传材料是在1996年12月双方合作协议签订之前的宣传材料,而本案争议的ARTP软件或STAR—1000软件是在 1997年10月完成的,故可以认定,上述宣传材料仅与ATES有关,不能证明ARTP软件或STAR—1000软件的著作权权属问题。因此,姚毅以大恒公司的承认为由主张著作权归其享有亦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姚毅关于ARTP软件或STAR—1000软件著作权归其享有的主张不能成立。

1991年6月4日发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4条第1款规定:公民在单位任职期间所开发的软件,如是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或者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则该软件的著作权属于该单位。本案中,大恒公司对STAR—1000X—刀中的治疗计划系统软件享有著作权;双方所争议的ARTP软件或STAR—1000软件完成于双方合作期间即1997年10月;姚毅在大恒公司北京分公司中担任副总经理的职务,在分公司中主要负责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姚毅曾经从大恒公司拿走本案所争议的软件源程序;根据大恒公司提供的口令可以进入成都拓能公司销售的“立体放射治疗专家系统”。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及姚毅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ARTP软件主要是在其享有著作权的ATES软件的基础上开发完成的,涉案软件的著作权应归属于大恒公司。一审法院认定ARTP软件或STAR—1000软件的著作权归属于大恒公司是正确的。综上,依据1991年6月4日发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4条第1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抗诉理由]

姚毅不服终审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支持了提请抗诉意见,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1.终审判决驳回姚毅关于确认ATES软件著作权归己的请求错误。

一审判决书中载明,姚毅的反诉讼请求是确认ATES和ARTP软件归自己所有。一、二审判决在事实部分均认定双方当事人都认可ATES软件是姚毅开发的,权利归姚毅,并且该软件也经过登记确认著作权归姚毅,但是却又驳回了姚毅的全部确权请求,其中包括关于确认ATES软件著作权归己的请求。这一判决结果与其认定的事实相抵触,明显错误。

2.终审判决否定姚毅对ARTP软件的著作权,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

(1)终审判决未尊重ARTP软件已经合法登记所产生的相应效力,以及102号判决的相应效力,导致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国务院:1991年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规定:“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办理软件著作权的登记,是根据本条例提出软件权纠纷行政处理或者诉讼的前提。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软件著作权有效或者登记申请文件中所述事实确实的初步证明。”ARTP软件已经登记,成为姚毅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明。另外,102号判决理由中也宣布姚毅为ARTP软件的著作权人。故,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著作权登记和102号判决的效力,否则不能否认ARTP软件著作权归姚毅所有。在本案中,终审判决并没有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ARTP软件归姚毅的初步推定以及102号判决的明确认定,判决姚毅不享有著作权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错误。

(2)终审判决以姚毅不能证明ARTP是ATES的升级版为由否定姚毅对ARTP的著作权,其事实认定缺乏依据。终审判决认定:虽可认定ARTP软件在开发过程中使用了ATES软件的有关内容,但尚不能认定ARTP与ATES是同一软件或ARTP是在ATES软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升级版的结论。因此,姚毅不能证明ARTP是 ATES的升级版或者两者相同,故姚毅主张对ARTP享有著作权缺乏事实根据。这一认定理由不能成立。

第一,姚毅是否享有著作权,其根据在于是否开发了该软件,只有否定开发软件的事实,才能得出姚毅不享有著作权的结论。 1991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0条规定,“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只有认定姚毅并非该软件的开发者时,才能否定姚毅的著作权人资格。终审判决以ARTP不是ATES的升级版为由否定姚毅著作权,在逻辑上、事实上、法律上均不能成立。

第二,终审判决认定ARTP不是在ATES软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升级版,不能成立。软件的升级版与原来的版本相比,其改变部分可以较小,也可以较大,没有任何理由或根据可以认定: “如果改变略大或较大,就应否定新软件是在原来软件基础上开发完成的。”鉴定报告书表明,成都拓能公司的软件即ARTP与ATES相同部分为75%,即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相同,其中有的不同部分也只是形式差别,终审判决未说明理由即得出了ARTP不是ATES的升级版的结论,不能成立。

3.大恒公司不能提供关于著作权的关键证据——源程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条规定“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第10条规定“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因此,不能提供源程序就不能证明自己是软件的开发人,也不能证明自己是软件的著作权人。在诉讼中,姚毅能够向法院提供ARTP软件的源程序,但大恒公司却不能向法院提供ARTP软件或STAR— 1000软件的源程序,人民法院应当据以作出著作权归属的判断。

(1)对于计算机软件而言,证明其开发事实的关键证据是软件的源程序。《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条第(1)项规定:“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同一程序的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应当视为同一作品。”199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第2条第1款也规定,“原告主张其享有著作权的软件未经登记的,应提交该软件的源程序、文档以及其他的能证明其享有权利的证据”。

(2)终审判决认定“大恒公司有证据证明姚毅持有的源程序系从大恒公司拿走的软件源程序”、“姚毅曾经从大恒公司拿走本案所争议的软件源程序”,这一事实不能成立。首先,大恒公司在诉讼中提出的主要证据即派出所的证明,其中并无姚毅拿走了源程序的内容,不能证明姚毅拿走了源程序。其次,冯宁远不能证明姚毅拿走了源程序。冯宁远在为大恒公司出具的证明中称:姚毅从我处取走了包括软件在内的为编制操作手册而使用的STAR—1000设备。但是,编制软件的操作手册,只需要执行程序,不需要目标程序,冯宁远也没有证明姚毅拿走了源程序。最后,一审庭审中大恒公司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姚毅拿走了源程序,亦未提及源程序问题;二审庭审中对这一事实也未再予以质证。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认定姚毅拿走了STAR—1000的源程序。

(3)即便姚毅拿走了STAR—1000的源程序,也不能成为大恒公司不能出示源程序的理由。第一,大恒公司称这程序是多方合作编制的,每个参与人手中都有该源程序的一部分。这些人手中的源程序不可能被姚毅拿走。第二,为保证开发程序的安全,需要对源程序进行备份。在程序开发实践中,不对重要的源程序备份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姚毅拿走了一份源程序,大恒公司仍可以出示其备份的源程序。

4.终审判决认定姚毅开发软件是职务行为的证据不足。

(1)没有证据证明ARTP是姚毅执行所任大恒公司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这一职务的结果,因而不能证明ARTP是大恒公司的职务作品。1991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4条第1款规定:“公民在单位任职期间所开发的软件,如是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即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或者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者自然的结果,则该软件的著作权属于该单位。”终审判决只是认定了姚毅在大恒公司分公司中任职,却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开发该软件是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因而也不能依该规定证明ARTP是姚毅执行职务的结果。并且,姚毅同时还在美国拓能公司、成都拓能公司中任职,如依同样的逻辑,则也可以认定该软件是美国拓能公司、成都拓能公司的职务作品。

(2)大恒公司主张ARTP是职务作品的理由不能成立。大恒公司主张ARTP职务作品的理由是:姚毅参加了大恒公司STAR— 1000三维放疗计划设计系统的开发工作,并领取了巨额报酬,其为履行工作任务而发生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大恒公司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由于大恒公司不能出示开发软件的关键证据即源程序,从而不能证明大恒公司有开发STAR—1000软件的行为,也不存在姚毅是否参与了大恒公司开发该软件的行为。其次,诉讼中,大恒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些财务凭证,称姚毅从大恒公司领取了报酬307651.20元,以证明姚毅的软件开发是职务行为。但经一审质证:姚毅从大恒公司共有借款3万美元和人民币4.8万元,5张报销单共6346.2元,其中借款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报销单也只是交通费和电话费,无法证明与软件开发的关系。故一审判决亦认定“大恒公司仅凭在本案中提交的财务凭据尚不能证明这些费用由姚毅直接用于了STAR—1000软件的开发工作,不能证明姚毅主要是利用其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参与了STAR—1000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大恒公司未能证明该软件是“利用答辩人的物质条件、设备、资金,为完成答辩人安排的工作任务所产生的成果”,当然也不能证明争议的软件是“职务作品”。

5.终审判决不能证明STAR—1000的著作权归大恒公司,却以 ARTP软件与STAR—1000软件相同为由,判决ARTP软件归大恒公司,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

(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STAR—1000的著作权归大恒公司。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STAR—1000软件是大恒公司开发的,因而不能证明该软件的著作权归大恒公司,终审判决以ARTP软件与 STAR—1000软件相同为由判决应归大恒公司缺乏根据。

(2)终审判决认定ARTP软件与STAR—1000软件系同一软件,与102号判决相抵触,导致同一法院的判决前后矛盾。终审判决认定ARTP软件与STAR—1000软件基本相同,违反了证据认定规则,导致与已生效的102号判决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除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外,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102号案的一、二审法院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本案的审理法院相同。在102号判决中,法院认定大恒公司不构成侵权,其理由之一是“不能得出ARTP软件与美国拓能公司、成都拓能公司的软件为相同软件的结论,更不能得出成都拓能公司软件内容与ARTP软件内容相同的结论”,“ARTP软件与STAR—1000软件未经对比”,也即不能证明 STAR—1000与ARTP相同或基本相同。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同一审理法院在102号案中以两个软件未经对比不能证明两者相同或基本相同为由判决姚毅败诉、大恒公司胜诉,在本案中又以两个软件已经对比且基本相同为由判决姚毅败诉、大恒公司胜诉,是滥用了审判权。

6.ATES软件和ARTP软件的产生均早于STAR—1000,终审判决认定以STAR.—1000软件归大恒公司为由认定ARTP的著作权归大恒公司,违反日常生活常识。

(1)ARTP软件的产生早于STAR—1000软件。大恒公司声称于1997年10月开发完成STAR—1000软件,但在此前的1997年8月5日,姚毅的名为ATES、ARTP软件已经获准在美国登记,已经有了名为ARTP的软件。因此,除非能够证明所争议的ARTP软件与在美国FDA登记的ARTP软件根本不同。

(2)有关证据证明了STAR—1000软件来源于ATES和ARTP,而非相反。第一,大恒公司宣传材料上列有STAR—1000X—刀与 STAR—1000,并且注明“STAR—1000三维放射治疗计划系统 (TPS)……本系统获美国FDA注册NO.K963451并获中国著作权登记”。1996年11月7日《中国医药报》和11月14日的《健康报》也发布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报道。由于K963451是ATES和AR- TP软件在美国FDA的注册号,其时获得中国著作权登记的也是 ATES软件。这些证据说明STAR—1000软件来源于ATES和AR- TP,而非相反。第二,大恒公司的软件说明中表明了其软件与 ATES(TPS) 的联系。大恒公司的STAR—1000来源于ATES、 ARTP,终审判决却判决ARTP软件归大恒公司,有违人们的日常生活常识和一般公正理念。

[再审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受案后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美国拓能公司与大恒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相关备忘录合法有效。由于双方在合作协议中没有约定新研发产品的著作权归属,导致双方发生纠纷。根据《技术鉴定报告书》载明:姚毅的ATES源程序量约为60万行,以其备案的42页ATES的源程序与诉争软件相应源程序进行比较,近75%相同,这说明ARTP软件开发过程中部分使用了姚毅ATES软件的内容,但姚毅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ARTP软件是ATES的升级版,且是由其独自研发完成的。根据大恒公司支付给冯宁远教授等人ARTP软件研发费用凭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证明,证实大恒公司亦参与了ARTP软件研发,但大恒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ARTP软件是在其STAR—1000X—刀软件基础上独自研发成功的。综合以上事实,应认定姚毅与大恒公司在合作期间共同参与了 ARTP软件的研究开发,故应认定姚毅与大恒公司对ARTP软件共同享有著作权。现大恒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姚毅是大恒公司的职员,姚毅是利用大恒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了ARTP软件,故原判认定诉争软件是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于大恒公司欠妥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第1款,第153条第1款第(2)项、第(3)项的规定,199i年发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1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终字第555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一中民初字第1050号民事判决;二、“STAR—1000三维放疗计划设计系统”即“全身立体放射治疗计划系统” (ARTP)软件的著作权归姚毅与大恒公司共同享有;三、驳回大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姚毅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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