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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祥与同心出版社、长春联合图书城有限公司《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同心出版社二审代理词及补充代理意见
添加时间:2012-12-2 18:04:59     浏览次数:1071

二审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受本案上诉人同心出版社的委托,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指派本人作为上诉人同心出版社的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根据本案的有关材料和查明的事实,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

根据本案的有关材料,可以确定与本案有关的如下事实:

1、1956年-1967年,溥仪先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其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和情感经历,形成了本案所争议的《溥仪10 年日记》,此日记原件现存于长春伪皇宫博物院。

2、199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该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溥仪先生的日记正文,一部分为被上诉人王庆祥对日记正文所涉人和事的注释。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正文作了“文字辨识、通顺语句”等工作。该书的署名方式为:爱新觉罗.溥仪遗稿、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注释。

3、2007年,经溥仪先生的胞弟溥任先生授权,上诉人同心出版社出版了《溥仪10年日记》一书,书中收录了溥仪先生1956年至1967年10余年间所写的日记。

4、无论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的溥仪日记正文,还是同心出版社出版的《溥仪10年日记》,均为溥仪先生所写的日记。

以上是本案的基本事实。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所以发生争议,是因为被上诉人王庆祥认为:同心出版社出版的《溥仪10年日记》中的日记内容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的正文。其逻辑是:既然王庆祥是《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的著作权人,如果《溥仪10年日记》内容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那就一定侵犯了王庆祥的著作权。

基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和被上诉人的上述观点,本代理人认为若要正确处理此案必须要明确如下关键问题:

1、天津版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作品?

2、王庆祥、李淑贤、天津人民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协议约定《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的著作权归王庆祥和李淑贤共有是基于什么?王庆祥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是否意味着王庆祥对溥仪日记正文也享有著作权?

3、王庆祥对溥仪日记正文部分所做的工作属于什么性质的工作?是否属于著作权意义上的创作?

上述问题的核心是王庆祥对溥仪日记本身是否享有著作权?

下面代理人逐一分析上述问题,并提出具体观点。

二、《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是一部由溥仪先生创作的包含演绎内容的作品

天津版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署名方式为:爱新觉罗.溥仪遗稿,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注释。从这一署名方式上不难看出,该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内容来源于溥仪遗稿,即日记正文。一部分内容是王庆祥所作的注释,即注释的内容。如果从注释角度来看,可以把该作品视为演绎作品。既然是演绎作品,那就一定有原作品与之相对应。原作品自然就是溥仪遗稿的内容,即日记正文。根据著作权理论,演绎作品的作者对原作品不享有著作权,原作品的著作权仍属于原作品的作者。具体到《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这部作品,原作品就是溥仪遗稿的内容即溥仪日记的正文,也就是说王庆祥对溥仪日记的正文不享有著作权。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原作品是由原作品的作者创作的,不是由演绎作品的作者创作的,演绎作品的作者自然对其不享有著作权。

其实将该作品界定为演绎作品并不准确。从名称上来看,该作品名为《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表明日记的内容无疑是该作品的核心内容,构成该作品的主干。从内容上来看,尽管被上诉人注释的内容的字数远远超过日记的内容,但这些注释都是对日记所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历史背景的介绍,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日记的内容,是为日记内容服务的。因此,无论是从该作品的名称来看还是内容来看,溥仪先生才是该作品的核心作者,王庆祥仅仅是注释那部分内容的作者。其标准的署名方式应当是:爱新觉罗.溥仪著,王庆祥注释。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1996年天津版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是以溥仪的日记为核心内容的作品。其著作权的归属为:溥仪先生是日记正文的作者,该部分内容的著作权归溥仪及其继承人享有,王庆祥是注释那部分内容的作者,这部分内容的著作权归王庆祥享有,王庆祥对日记正文不享有著作权。

三、王庆祥与李淑贤、天津人民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协议约定著作权归王庆祥和李淑贤共有是基于王庆祥参与了演绎内容的创作,是演绎内容的作者。

被上诉人与李淑贤、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10日签订的《出版协议》约定出版《溥仪的后半生》和《溥仪手稿选编》,并约定“两书的著作权归李淑贤和王庆祥共有”。后来三方在1995年签订的出版合同中,将《溥仪手稿选编》协商改为《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有人根据“著作权归李淑贤和王庆祥共有”这一约定,认为是李淑贤将溥仪遗著的著作权授予给了王庆祥,王庆祥据此对溥仪的遗著也享有著作权。这一认识无疑是错误的。

继承人只能对被继承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进行继承,而不能对其人身权利进行继承。因此,李淑贤作为溥仪的继承人,对溥仪著作权的继承仅限于财产权利而不能及于人身权利。因此,其无权处分溥仪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无权将溥仪遗著的著作权授权给他人。因此,王庆祥不能通过协议的方式取得溥仪遗著的著作权。

其实,王庆祥取得《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这一作品的著作权,不是基于其与李淑贤的约定,而是由于其参与了该作品注释内容的创作。因为注释属于创作,由注释而产生的作品的著作权属于注释的作者。因此,王庆祥对该作品中注释的那部分内容享有著作权。由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是由日记正文和注释两部分内容组成的作品,虽然日记的内容可以单独使用,但是注释的内容无法单独使用,需要依附于日记正文,当将《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面世时,王庆祥自然基于其是注释内容的作者而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

但是,王庆祥对《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这部作品享有著作权,但并不意味着其对该作品的所有内容都享有著作权。其仅对其所创作的部分享有著作权,也就是注释部分,对溥仪日记正文部分不享有著作权。溥仪日记正文部分是溥仪所创作,其著作权归溥仪所有。

四、王庆祥对溥仪日记正文部分所做的编校性工作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创作性劳动,其不能因所做的编校工作而对溥仪日记本身主张著作权

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资料和在法庭上的陈述,不难看出,其对溥仪日记本身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字迹辨认、改正错别字、通顺语句、删除一些不合时宜的词句等工作。这些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编校性质的工作。本代理人不否认被上诉人作上述工作所付出的劳动和价值,但是根据现代著作权理论,仅有“额头上的汗水”是不能产生著作权的,产生著作权的劳动必须具有独创性,因此被上诉人所作的编校性工作,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创作。因此,被上诉人不能因其所做的编校工作而对溥仪日记本身主张著作权。

四、上诉人出版《溥仪10年日记》没有侵犯被上诉人的著作权

确定上诉人出版《溥仪10年日记》是否侵犯了被上诉人的著作权,就要确定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本身是否享有著作权。根据前面的分析,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本身不享有著作权,故其对《溥仪10年日记》所涉日记也不享有著作权。因此,上诉人出版《溥仪10年日记》没有侵犯被上诉人的著作权。

五、上诉人所出版的《溥仪10年日记》来源于何处不能作为判定上诉人是否侵犯被上诉人著作权的根据

被上诉人之所以起诉上诉人侵犯其著作权,主要理由是其认为上诉人所出版的《溥仪10年日记》是从“他的书”中“将日记正文单独抽出来”而形成的。其逻辑推理大致如下:既然《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是他的书,如果《溥仪10年日记》的内容来源于他的书,就是抄袭,就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被上诉人上述推理的错误之处是其大前提错误。根据前面的分析,被上诉人对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这一作品,仅仅是对注释部分享有著作权,对正文部分不享有著作权。因此,这部“书”并不完全是他的“书”。既然不完全是他的“书”,该推理的大前提就不成立,其结论当然也就不成立了。

对于被上诉人来说,他必须明确回答如下问题:上诉人所出版的《溥仪10年日记》中的日记,是不是溥仪写的日记?如果是溥仪的日记,出版溥仪的日记,又如何侵犯了王庆祥的著作权?

溥仪先生的每篇日记的著作权产生于创作完成之时,不依赖于是否发表和出版,也不会因出版或发表发生转移。因此,即使溥仪的日记出现在被上诉人的“书”里,被上诉人对其也不享有著作权。其他人即便是从他的“书”里使用了该日记,使用的也是溥仪的作品,而不是被上诉人的作品。因此,即使上诉人所出版的《溥仪10年日记》来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也没有侵犯被上诉人的著作权。

事实上,被上诉人并没有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出版的《溥仪10年日记》来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首先,他不能举证证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的溥仪日记和《溥仪10年日记》中的日记,哪一个更接近于原件。因为其向法庭提交的复印件没有被法庭采信。其次,其自己承认两个日记有276处不同,既然存在如此多的不同又如何认定《溥仪10年日记》来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而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表明贾英华在写《溥仪的后半生》时,就曾接触到溥仪日记的原件,其怎么能断定只有他自己是接触到溥仪日记原件唯一的人呢?因此,既不能认定《溥仪10年日记》来源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也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侵犯了被上诉人的著作权。

其实,被上诉人之所以认为上诉人侵犯了其著作权,还有如下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其不清楚什么是产生著作权的劳动。被上诉人编校溥仪日记可能很辛苦,付出了很多劳动,但这并不是产生著作权的劳动,即便由此发生争议也不属著作权争议,也不能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因此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是不能得到支持的。二是他没有分清作品和书的区别,导致其错误的认为只要书是他的,书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综合以上分析,上诉人出版《溥仪10年日记》没有侵犯被上诉人的著作权,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著作权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以上观点供法庭参考。

代理人:付明德

2010年3月8日

 

二审补充代理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

通过第一次庭审,代理人认为由于被上诉人在著作权有关理论方面存在错误认识,致使其主张错误。下面针对被上诉人的错误观点,补充如下代理意见。

一、被上诉人混淆了作品和作品载体这两个不同概念

庭审中,被上诉方称存放于长春伪皇宫博物院的溥仪日记的原件才是溥仪先生的原作品,刊载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的溥仪日记正文不是溥仪先生的原作品。被上诉人的上述认识显然是混淆了作品和作品载体这两个不同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这一规定是以法律的形式为作品所下的定义,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根据上述作品的定义,可以看出,作品具有如下特征:

1、作品属于智力成果,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或情感,属于精神领域的概念;

2、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所谓独创性,是指作者独立构思、运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技巧独立完成作品的智力活动。通俗地讲,就是要有差异性,要有别于他人,体现作者的个性。

3、作品具有可复制性。作品创作完成后,不但能够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而且可以复制。

作品的第三个特征要求作品能够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实际上就是要求作品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承载作品内容、使作品能够得以表现的有形物质。

根据上述对作品和作品载体的界定,不难看出,作品和作品载体,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作品是作者独创的智力成果,其内容表达的是作者思想或情感,是精神领域的概念。而作品的载体,是承载作品的有形物,属于物质领域的概念。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作品是作品载体所承载的内容,作品载体是承载作品的物质。如果用容器和水作比喻,那么,作品就是水,而作品的载体就是容器。

由于作品具有可复制性,能够从一种载体复制到另一种载体上,因此同一个作品可以体现在不同的载体中,但作品的归属和属性则不会因载体的改变而改变。这就如同将一杯水从杯子里倒进桶里,水的属性决不会因容器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因此,李白的诗,它不论是刻于岩石上还是刊载于书籍中,不论是记载于李白的手稿中还是刊载于现代的光盘上,所表达的都是李白的思想和情感,都是李白的作品,决不会因载体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具体到本案,溥仪先生所写的日记,无疑是溥仪先生独创的智力成果,表达的是溥仪先生的思想和情感,是溥仪先生的作品,溥仪是该作品的作者。而被上诉人将这些日记刊载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中,是对溥仪日记的复制,相对于原件,只不过是载体发生了变化,但不会改变溥仪先生是这些日记作者这一本质属性。因此,这些日记不论是刊载于原件中还是刊载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均是溥仪先生的作品,均属原作品,溥仪及其继承人自然是其著作权人,不会因载体不同发生权属改变。故被上诉人认为《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的日记正文不是原作品、其对该日记正文享有著作权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著作权产生于作品创作完成之时,而不是产生于发表之时

被上诉人之所以错误的认为其对《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的溥仪日记正文享有著作权,还在于其不清楚著作权产生于何时。在被上诉人看来,只有作品被发表时才会产生著作权,没有被发表,则不会产生著作权。基于这一错误认识,被上诉就得出这样的一个错误结论:溥仪日记是通过他的努力才发表的,因此,其对所发表的溥仪日记享有著作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这一规定明确了著作权的产生时间。这是因为作品是著作权的客体,而作品又是作者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当作者借助某种载体将其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后,作品即告完成,既然著作权的客体产生了,则著作权自然就产生了。因此,著作权产生于作品创作完成之时。至于发表或出版,无非是将作品公之于众的一种行为,其产生的效果是使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作品,了解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是在行使著作权,而不是产生著作权。

具体到本案,溥仪先生写完每一篇日记,该篇日记所涉及的著作权就已经产生,溥仪先生就是该日记的著作权人。出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目的是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溥仪先生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是对溥仪先生著作权的行使,而不是在此时才产生著作权,当然更不会因出版而改变著作权的归属。因此,无论是原件上的溥仪日记,还是《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的溥仪日记,其著作权人均为溥仪先生,不会因出版而发生著作权的转移,因此,被上诉人不能以出版为由对《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的日记正文主张著作权。

三、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正文所做的工作不具有独创性,其不能以该工作为由对溥仪日记本身主张著作权

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正文主张著作权的主要理由就是其认为在《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出版时,为了使溥仪日记达到出版要求,其对溥仪日记正文作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被上诉人的上述观点,显然是没有弄清能够产生著作权的劳动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劳动。根据著作权的有关理论,产生著作权的劳动是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活动,如果不具有独创性,不是创作活动,仅有劳动是不能产生著作权的。

所谓独创性,是指作者独立构思、运用自己的方法、技巧独立完成作品。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作品为作者独立完成,体现了作者的智力劳动;(二)作品应当体现个性印记,是作者有别于他人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同时作品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创作高度。独创性是作品的根本法律属性,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条件。

但是,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有关“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所作的工作并不具有独创性。

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和所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其向法庭所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中的“六项工作成果”(即六份证据),在这六份证据中,体现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本身所作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第一、第二、第三份证据中。下面不妨逐一剖析一下这几项工作,以便确认这些工作是否具有著作权意义上的独创性。

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所作的第一项工作是“把并非溥仪写入正规“日记”册中的文字,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

这项工作显然不具有著作权意义上的独创性。这是因为:

第一、这些由被上诉人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的“非日记”也是从溥仪先生的遗稿中“找出来的”,是溥仪先生创作的作品,表达的是溥仪的思想和情感,溥仪是这些作品的作者,被上诉人没有参与这些作品的创作,不能成为这些作品的作者。

第二、将这些作品从溥仪的遗稿中“找出来”,是一个搜集材料的过程,这样的工作只要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人都能做,不存在差异性,不体现个性,没有创作高度,是一个编辑性质的工作,不具有独创性。

第三、日记应当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不是写在日记本上的东西才是日记,只要是某人记录了自己一天工作、生活、情感状况的东西,不论写在哪里,都应当算作日记。将这种广义的日记归入作者的日记中,也是一个具备一定知识的人都能做的工作,不存在差异性,不体现个性,也是一个编辑性质的工做,不具有独创性。因此,被上诉人的此项工作不具有独创性。

被上诉人所作的第二项工作是“根据出版的需要”,“做了大量关涉准确标识日期、正确辨识字迹、调整混乱文序、换补文字误漏、规范段落和标点符号、必要的删句删段等内容处理”。

被上诉人的上述工作不具有独创性。

因为这些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校对和编辑性质工作,是使文稿达到出版要求必须做的基础性的工作,不存在差异性、不体现个性,不属于创作,也是一个具备一定编校基础的人员都能做的工作,不具有独创性。

被上诉人的第三项工作可以概括为改正了日记中的错字、记错了的人名等改错工作。这项工作也不具有独创性。因为这些工作属于校对性质的工作,不存在差异性、不体现个性,不属于创作,不具有独创性。

上述工作就是出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时被上诉人对溥仪日记正文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编校性质工作,不具有独创性,被上诉人不能据此主张对溥仪日记正文享有著作权。

至于被上诉人所做的注释,除了某些人名、地名等简单注释外,代理人认为被上诉人对这些注释的内容享有著作权。

四、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溥仪10年日记》来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

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第五组和第六组证据,其目的就是力图证明上诉人出版的《溥仪10年日记》来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但是这两组证据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证明方法就是对比《溥仪10年日记》和《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的相同。这些相同大致包括如下方面:

1、同样将“非日记”归入日记;

2、日期标识存在相同之处;

3、对难认的字作了相同的辨识;

4、对文序做了相同的调整;

5、在补换文字误漏方面存在相同;

7、规范文段存在相同;

8、标点符号存在相同;

9、删字、删句、删段存在相同;

10、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注释存在意思相同(文字表述不完全同);

11、存在56处相同的错误。

这就是被上诉人对比出的相同之处。但是,这些相同之处,不能证明《溥仪10年日记》来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

因为要想使溥仪日记达到出版要求,就必须辨识字迹、划分段落、加注标点、进行必要的删除或增补、通顺语句、调整语序、改错等工作。这些工作均属于编校性质的工作。因为编校工作不具有独创性,不同的编校者对同一文稿做出相同的处理是正常的,犯相同的错误也是正常的。因此,被上诉人不能以二者存在相同之处就认定《溥仪10年日记》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

而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中的第四份和第六份证据,却能证明二者不完全相同。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中的第六份证据,表明二者存在着276处不同,而第四份证据也表明在人物注释、日记内容方面也存在大量的不同,既然存在不同,又怎么能说《溥仪10年日记》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呢?因此,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溥仪10年日记》来源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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